李济是我国现代考古工作的开拓者,曾在清华任教。本书收录了他的部分论著、演讲、译述文章和回忆录与信函等,并附有5篇对李济的怀念、评述文章。

序言

李济先生生于1896年，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读书，留美归国后，1925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又应聘任特约讲师，所以他与清华有着双重的关系。现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的七十周年快要到了，随后便是李济先生诞生的一百周年。李光谟先生编的这部《李济与清华》，有其特殊的纪念意义。

李济先生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在30年代主持殷墟发掘的事迹，在学术界尽人皆知。他的研究范围非常宽广，有多方面的造诣，著作数量浩繁。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编辑他的全集，但在他逝世的前两年，即1977年，台北的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印行过上下两册的《李济考古学论文集》；1990年，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又出版了由张光直、李光谟两先生编的《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李济与清华》，体例和这两种考古学论文集不同。书中所收李济先生的作品，只限于他在清华的时期，以及有关的回忆，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早年学术生涯的风貌。

对学术史有兴趣的读者会发现，《李济与清华》这本书篇幅不长，却蕴含着许多宝贵的内容。书中收录的论著，例如《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在考古学界固然脍炙人口，但由于绝版已久，恐怕很少有人真正读过。至于更早的《新郑的骨》，能够知道的人也屈指可数。何况书中还有不少材料是初次刊布，或者是从未译成中文的。因此这本书虽然不是专门的学术文集，仍然有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翻阅《李济与清华》，把我们带回到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发轫的历史阶段。

大家知道，考古学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都有着悠久的渊源。不过，现代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实际上是一门比较新的学科，其兴起只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以田野工作作为基础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奠立，是在本世纪的20年代，而谈到中国人自己从事的田野考古，就必须追溯到当时的李济先生。

1923年，李济先生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随即回国。当年8月，河南新郑出土一大批青铜器等古物，这就是人们艳称的新郑李家楼春秋大墓的发现。那时的挖掘，正如李济先生所形容，“整个工作的进行都是从搜集古玩而不是从考古学的观点出发的”。10月，李济先生应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丁文江之约，到新郑做清理性的试掘，并采集到大墓出土的人骨。可是，这项工作因地方治安不稳，未能继续下去，宣告“失败”了。

成功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三年以后，那时李济先生已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1926年春天，他和中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一道，在山西汾河流域进行调查，其间发现了夏县西阴村遗址。同年10至12月，对该遗址作了发掘。《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中国考古学年表》指出： “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进行的考古发掘。”

清华国学研究院进行考古工作的组织，并不是偶然的。当时，考古学这一学科已经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梁启超先生，早在世纪之初即曾在著作中介绍过外国考古学的成绩。1926年，梁启超发表一篇论文，题目是《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另一位导师王国维先生，对殷墟甲骨文研究的贡献更是人所周知的。1925年，王国维先生在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明确提出纸上史料与地下史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成为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先驱。据李济先生回忆，他把西阴村出土的遗物运回以后，王国维先生仔细加以观察，而且同李济先生有所讨论。在这前后，王国维先生发表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李济先生也发表了《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足相辉映。

细读这一时期李济先生的作品，可以看出在他后来大量研究工作中充分表现的若干学术观点，当时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肇端。

李济先生在1926年之所以选择去山西汾河流域调查，是由于他看到《史记》载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都邑都在山西西南部。这表明他的考古工作并不脱离所谓纸上史料的载籍，而是和古史研究密切地结合为一体。20年代，正是对载籍中的古史进行考辨的鼎盛时期。现代考古学的奠立，为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1934年，李济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的文章，其中谈到：“十馀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这时，“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史乘完全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由这几年古史辩论的趋向看，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李济先生一直没有忘记古史的重建，在许多作品里讲起这个问题，如50年代的《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60年代的《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都是如此。

在1928年的《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演讲中，我们看到李济先生对安特生的中国彩陶西来说的批评。他声明：“个人研究所得，中国在有文字之史前已有文化，为固有文化。”这是一个非常正确而可贵的论点。他这样说，并不表示他认为中国的古代文化与其他文化没有发生过关系。后来，他在讨论殷墟发掘对于中国古史研究的价值时曾说，这项发掘“把中国文化与同时的其他文化中心，作了初步的连系，证明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化不是孤立的发展，实在承袭了若干来自不同方向的不同传统，表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能力。”他的不少作品以中国的考古成果与其他古代文化进行对比，企图说明其间的联系，这也是李济先生考古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方面。

还可以特别提到，李济先生一贯主张考古学应取得自然科学的帮助。他强调“史学家应该充分地采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尤其是与研究人类有亲切关系的部门。”他本身是体质人类学家，在《新郑的骨》等文中，我们业已看到他怎样利用科学鉴定的方法。直到他的晚年，在以长时间专门研究殷墟发掘所获青铜器时，还特意约请原学工程的万家保先生，从冶铸的角度进行考察，产生不少有价值的结果。

以上我们关于考古学也许已经谈得太多了。《李济与清华》这本书，当然会引起考古学、人类学界，以及关心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人们的兴趣。同时，大家从这本书里还可以知道李济先生有关教育、文化、科学等等方面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其范围远不限于古代。他对于早年清华的追忆，也是珍贵的校史资料，值得向大家推荐。李 学 勤

1993年8月

目次

序言李学勤Ⅶ

论著和演讲新郑的骨(1926)3

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1927)19

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1927)29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33

幽兰(1925)80

《中国民族的形成》前言(1926)85

考古学［演讲］(1926)87

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演讲］(1928)92

译述奉天沙锅屯与河南仰韶村古代人骨及近代华北人骨

之比较(1925)［加］步达生原著，李济撮译99

甘肃史前人种说略(1925)［加］步达生著，李济译113周口店储积中一个荷谟形的下臼齿(1927)

［加］步达生著，李济译117

回忆录和信函六十年前的清华(1978)141

我的记忆中的梅月涵先生(1962)145

仁友会史略［手稿］(1920)147

致英庚款会调查团(1926)153

致胡适(1928)157

致梁思永(1928)159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1961)161

附录一： 怀念和评述李济先生致李光谟戴家祥169

李济(1896—1979)张光直175

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许倬云178

李济领导考古发掘吴相湘181

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张光直195

锄头考古学内外——李济治学生涯琐记

(摘录六题)李光谟202

早年清华园生活202

始终未能忘情於体质人类学(节略)206

榆次车站的风波208

半个茧壳(节略)210

学人之间(二)(节略)212

“幽兰”之二——关于古琴的对话212

附录二： 李济学术简表和著述李济先生学术活动简表(1992)李光谟编219

李济先生著述要目(1980)李光周等编227

编后纪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