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历史演进与文明发展的角度，透视能源进化背后的深刻动因与重要线索，找 出底层规律，进而展望能源发展前景；以多学科视角，将理论观察与史实讲述相结合，立 体展示能源的重要性、独特性及其与大众的密切关联； 立足于中国能源转型发展，着眼 能源的国际化、数字化、金融化等趋势，从国家政策、企业战略、社会行为等不同层面， 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以促进能源与社会经济及大众生活的交融。本书视角独特，观点新颖，格局宏大，笔法生动，具有思想性和前瞻性，历史与现 实交织，科学与人文熔于一炉。

自 序 ——寻找慢变量：能源历史观与方法论 大约在八九年前，我开始做一些能源方面的粗浅研究，那时我就不知天高地厚地立下了目标：“ 致力于从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科技等多重视角，思考能源行业的变迁 及其动因，追寻能源行业发展的深层逻辑，展望能源行业 可持续发展的前景与路径，并观照中国现实问题，提出建 设性的政策建议。”现在想来，当初还只是初生牛犊的我， 口气不可谓不大。 在这一鹄的指引下，这些年来，我写了一些文章，也 出版了两本能源方面的书籍，在这个以数量取胜的时代， 出书速度算是比较慢的。在《 破解石油迷局 》一书的自序 中，我有这样一番心迹的自陈：按照我的想法，自己应该多研究一些“ 冷门 ”的问题， 追寻能源行业的变迁脉络，思考行业发展的深层逻辑。我 总是认为，“ 热门 ”是“ 冷门 ”的映射，眼前发生的事儿，无非是长周期规律偶然、暂时、片断的反映。世间万物是以逻辑的方法运行的，透过事物表象寻找背后的本质规律，攫其要，循其理，在看待现实问题时 就能多一份清醒，在实践中就会多一份自觉。“ 形而上者谓之道 ”，对于任何 有志于思想学术创造的人来说，形而上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种本能的冲动。虽然 石油和能源领域相对冷僻，但追本溯源，其中也有很多接通天道人世的深层次 的元命题，值得认真探究。 所以一直以来，我总认为，远离喧嚣的热点，潜心涤虑，静水流深，才是 真心有志于学者应有的姿态，而不是急于自售，在人人都能插上嘴的热门问题上浪 费时间和精力。太史公曰：“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我一向将之奉作为治学运思之圭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为此，我也选定了 长期思考的方向和写作计划，日拱一卒，跬步而不休。 之所以回头检视这些，是因为本书的思考和写作，同样是上述思维理路的 产物。在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中，相对于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快变量，我更乐 意寻找那些看似变动不居实则影响深远的慢变量。我认为，它们反映了事物的 本质，从深层支配了能源的进化。 准确地说，这不能算是一部系统严谨的能源史著作，而更像一个对人类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充满好奇心的人，在回溯能源发展历史时产生的片段式的 思考和感悟。为了让读者了解本书背后的思维脉络，以及贯穿其中的历史与哲 学观点和方法，在此，我需要做一个真诚的说明。 经济史与能源史 从大的门类来说，能源史属于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在西方，经济史作为一 门独立学科，是 19 世纪后期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 史学和经济学都发生了革命，在两方面冲击下，经济史学也发生了革命性变 化。除政治因素外，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进入经济史研究领域； 除技 术因素外，地理资源、气候环境以及文化、民俗等受到更多注意。传统的因果 论逐渐式微，线性发展被结构分析所代替。这一阶段的西方经济史有三大学派： 一是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进入第二代，形成以布罗代尔为首的 整体观史学； 二是以福格尔为首的计量史学； 三是以诺斯为首的新制度学派经 济史学。 中国是史学大国，不仅史料典籍浩如烟海，史论也蔚为大观。在经济史 方面，中国其实很早就有雏形，《 史记?货殖列传 》中就应用了自然主义的经 济理论。在古代，经济史往往散见于各朝史书的《 食货志 》中，不过，历代的《 食货志 》之类都偏重典章制度，实际材料不足以连缀起中国经济历史的宏观 结构。中国系统的经济史是 20 世纪早期通过学习西方而建立起来的。例如，知 名学者钱穆先生所著的《 中国经济史 》颇有可观之处，贯穿全书的主要经济 问题包括农业经济及土地分配、基建及水利工程、工商业发展、货币制度改 革、社会阶层现象、税制及徭役等，真实地还原了传统社会的财政历史，以 便后人追溯社会变革的经济动因。钱穆先生并不精通西方经济学原理，他的一些论断大体承袭了中国历代的《 食货志 》。但从《 中国经济史 》的体例与写作上看，其价值在于钱穆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经济史，而是从整个历史的 角度讲经济史。 人类从诞生以来就使用能源，能源是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但正如经济 史从历史学中分立出来需要以经济理论的发展为基础一样，能源史成为经济史 的一个分支，也是在能源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并受到足够关注的时候。第二次工 业革命以来，石油得到了蓬勃发展，在 20 世纪更是成为经济的主角，被誉为 “ 工业的血液 ”。廉价石油、汽车和消费主义，可以说是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３ 个基础。特别是在石油危机发生后，越来越多的人把眼光投向了石油，能 源经济逐步成为产业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科。相应地，关于能源史的研究和写 作也逐渐从经济史中独立出来。 当然，由于能源经济出现的时间较晚，能源史还不可能像其他专门史一样 系统详尽，对很多问题也还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关于能源历史的著作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高校相关专业使用的教材类书籍，着重纵向的知识普及，对于行业入门很有必要，但难以进入大众视野； 第二类是能源行业从业者所撰的史料分析类书籍，例如，意大利莱昂纳尔多?毛杰里的τe Age of Oil（中文译名《 石油！石油！》）是其中的翘楚，国内的王才良先生也在这一领域勤于耕耘， 著述颇多； 第三类是围绕单一史实而深入现场查访、贴近事实而写成的著作， 例如，关于美国非常规油气发展的《 页岩革命 》，关于俄罗斯石油工业的《财富轮转 》，以及国内新华社记者江红围绕石油战争而撰写的《 为石油而战 》等。 此外，还有更让人瞩目的两类能源历史著作，一是从更广阔深邃的角度对能源发展进程的分析述评。其中，丹尼尔?耶金的τe Prize（ 中文译名《 石 油大博弈 》）采用重大事件加深描的方式书写石油历史，获得了普利策奖，并 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阿尔弗雷德?克劳士比的《 人类能源史 》从历史脉络入 手解读能源，激发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深思。瓦茨拉夫?斯米尔的《 能源转型 》《 能源的神话与现实 》和《 能源与文明 》等著作，梳理隐藏于当代能源状况背 后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客观理性地论证能源的趋势和未来图景，并将能源置 于社会文明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给了我们关于能源问题崭新的思维。这些 著作在大众中更为人熟知，作者往往并非能源界专业工作者，而是有着人文社 科背景的学者或研究者。应该说，这些著作对于能源界人士加深对自己所处行 业的深度了解和向业外人士介绍能源的真实情况，都有着不凡的贡献。 二是以恩道尔的《 石油战争 》为代表，以“ 阴谋论 ”为基调，充满惊悚 内容和不经之语的大量著作充斥图书市场，误导读者，加深了大众与能源的 隔膜。 历史哲学与历史观 在对历史的不同观察、理解与论述背后，是历史观的不同。而要理解这 些不同，需要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历史哲学起源于 18 世纪西方理性 主义，最早的历史哲学家是意大利的维科，他提出“ 人类自己创造历史 ”的命 题。康德则认为，人类历史可以看做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它按照逻辑规律演进，目的在于实现一个理性的社会。黑格尔破除了康德二元论，把精神、自然界和历史描绘成一个统一的辩证法运动过程，认为绝对理性（ 绝对精神 ）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直接动力就是人类对自我利益的“ 热情 ”。在维科和 康德眼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性的恶。黑格尔把人性的恶归于“ 理性的狡黠 ”，从而把它合理化了。 汤因比是 20 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突破了中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元论、 康德以来的主体历史论、工业革命以来的欧洲中心论，认为各种文明都是在 “ 挑战和应战 ”中发展的。自汤因比以后，史学理论的讨论不再是“ 思辩的历 史哲学 ”，而成为“ 分析的历史哲学 ”。或者说，汤因比以后的史学理论主要 不是关注历史本身，而是方法论问题。 当我们用历史哲学的眼光来看待能源史时，可以看到，20 世纪能源史出 现时，历史哲学已经终结。能源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分析哲学当中，被 地缘政治、能源科技、博弈论、经济供需理论等所肢解，变得面目不清。讨论 者往往探讨的不是能源史本身，也不是历史发展进程、动力和规律，而是国际 政治格局、经济数据、技术等表面现象。这不能不说是十分遗憾的。而如果从 历史哲学的角度加以观察，不难找到更多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揭示更多的历 史规律性。 在历史哲学之前，人类早就有了历史意识，有了对历史的看法，即历史观。 历史观的演变，在中国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可上溯到古希腊和古罗 马。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历史观时，着重讨论两种观点，即对人与自然界的关 系的看法、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而在认识论上，这两者也都是对思维与 存在关系的看法。当我们探讨能源史时，选择这三种历史观也正好是恰当的。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国称为天人关系。儒家、道家、法家对天人关系有不 同的看法，但后来逐渐融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天人合一。在中国的历史观 中，天人相通，天人之间是和谐的关系。天与人、人与人、主体与客体、思维 与存在，都是一致的，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同一性。因此，中国的史观目的 论色彩不浓厚，历史决定论也很淡薄。这一历史观集中体现在《 史记 》中，用 司马迁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这种历史观用现代 语言来描述就是人与自然界是可以相通的（ communicable ）、人类社会是同质 的（ homogeneous ）、历史的发展是辩证的（ dialectic ）、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 （ identity ）。历史有曲折，正如自然界有变化，通过“ 变 ”，即向对立面转化，最后归于祥和，而且这种“ 变 ”具有周期性。这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看法。 再来看西方的历史观。古希腊以后，就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这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以致在认识论上常导致思维与存在的分离，并为各种形式的二 元论和自我主义的历史观开辟道路。在康德的历史观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已成 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 他的先验论的理性判断突出主体的作用，实际是“ 我 ” 凌驾于自然之上。19 世纪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认识论上有革命性的变 化，但更强调了主体，成为一种自我的历史观。 理性化的发展及其反思 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18 世纪以“ 自由、平等、博爱 ”为号召的 启蒙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使西方社会开启了现代化过程。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可把“ 现代化 ”定义为“ 理性化 ”。西方理性主义的功绩，主要表现在科学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富强两个方面。16 世纪培根就提出征服自然界，他的名言“ 知识就是力量 ”即指征服自然界的 力量。以后西方科学的发展都是朝着破坏自然界的平衡以满足人类欲望这个方 向进行的。1859 年，达尔文发表了《 物种起源 》，创立了生物进化论，该书描 述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是不惜吞食和消灭对方，并认为这些都是合理的，进而形 成社会达尔文主义。因此，西方民族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就开展了掠夺成性的殖 民主义，并发展为帝国主义，致使战争不息。这和中国理学崇尚的“ 民胞物与 ” 思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最明显的是西方经济学提出利益最大化原则，为使利益最大化，人们可以 无限地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政府和人民处于靠契约维持的利益对立关系， 而人与人之间都只能在市场上尔虞我诈。西方经济学设定每个人都是理性的 人，演化至今，由于“ 理性预期 ”可使一切公共政策变得无效，又因个人理性 超过集体理性，一切交易行为都会变成博弈，都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困境。 以上种种情况不能不说是理性主义带来的弊病，对整个社会的历史观也 造成了直接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形成了一种“ 工具理性 ”的历史观，或曰 “ 功能理性 ”“ 目的理性 ”，有别于向往真善美世界的“ 道德理性 ”或“ 价值理 性 ”。这种理性可以通过逻辑程序，有效地实现人们预期的目的，而不管这样 做是否违反道德原则。 我们再来看中国的理性主义。中国的理性主义以宋明理学为代表，它出现 得比西方理性主义早，而很长时间都未见到应有的效果。19 世纪以后中国的理性化或现代化，反而是借助西方理性主义的输入，不能不说这是历史的吊 诡，但从中也能窥见中国文化内在的奥秘。 在宋朝，先后有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胡安国、胡宏等理学家出现，各有所长； 南宋朱熹集大成，完成体系。在天人关系上，宋儒正 式提出“ 天人合一 ”的命题。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以仁义为人际交往最基本 的“ 理 ”。朱熹虽也讲“ 格物穷理 ”，认为认识客观事物是知识的来源，而实 际上他所讲的都是伦理道德之理，不讲物之理。可以说，儒家的理学是“ 道德 理性 ”，没有“ 工具理性 ”。其弊端在于，道德理性不能工具化，就变成教条， 日益僵化，未能催生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也就是著名的“ 李约瑟之问 ” 的由来。 后来的王阳明创造了“ 致良知 ”说，提高了个人理性思维的价值，但其论 证仍限于义理，缺乏工具理性。清代儒学回到经学，儒学的理性化以失败告 终。经历了 19 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 ２０ 世纪初期的辛亥革命之 后，中国吸取和借鉴西方的科学和工具理性，“ 新学 ”兴起。 从工具理性看，西方的理性化或现代化确实成绩辉煌； 但从价值理性看， 生态破坏、商品拜物教、人的异化等问题，不能不引起反思和批判。从 20 世 纪 70 年代起，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开始批判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其 是文化思想。从历史观的角度看，主要有以下这些方面的反思。 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与自然界不 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人“ 关切参与 ”自然的关系，颇有“ 天人合一 ”的 味道。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他们认为人都是“ 共同存在 ”的，共同分享这个世界。哈贝马斯提出系统的“ 交往理性 ”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异化为物，丧失人的自由，一切现实社会关系都由金钱和权力分配。要重建后现代 社会，必须恢复人与人的交往理性，开展诚意的对话，通过沟通和协商，促进 社会整合。 二是理性化或现代化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 18 世纪以来的理性化或现代 化是个历史错误，错误在于“ 野蛮的工具理性 ”由科学经济领域侵入了道德价 值领域，扭曲了人类的交往。因此，提出在现代化过程中，道德或价值理性应 该主导工具理性，价值观应该约束科学技术。 三是历史一元论和中心论问题。历史一元论的基础是价值一元论和文化一 元论。后现代主义者在哲学思想上差不多都是多元论者和非中心化论者，在 历史观上也是这样。著名的后自由主义者柏林提出各种文化价值的“ 不可通约 性 ”，不能用一个尺度来衡量，自然不能只有一个中心。斯宾格勒认为每种文 化都会由盛而衰，汤因比认为西方文明要免于衰亡，必需一种“ 终极的精神 ”。 四是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历史连续性的概念合理性作为人类的目的，把历 史写成人类不断完善自己、理性不断增强的历史。福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的 历史学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史学，他声讨这种有发展而无变革的目的 论史学。福柯提出建立新历史，即用非连续性概念来看待历史，强调断裂和转 换。中国的历史观虽然一直是连续的，但“ 通古今之变 ”包含变革的意思，这 与福柯所说的断裂和转换在深层是相通的。 我对历史的看法 历史观和方法论是不可分的，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一切历史学理论都 可视为方法论： 思维的方法或者论证的方法。具体来说，第一种方法是实证主 义的。不认同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主要是对历史作为艺术和科学的不同特性的 认识与实证主义者不同。他们认为对历史事物应有价值判断，而不主张对待历 史也像对待其他科学那样，只问“ 是怎样 ”，不问“ 应该怎样 ”。 第二种方法是源于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和整体史观。社会学把社会看做一 个有机的整体，“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而结构意味着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自始即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历史。他们 认为历史学重视的不是显赫人物，而是组成社会的群体； 不是动人的事件，而 是不显眼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这启发了我，应该用“ 长时段 ”眼光（ 相对于局部眼光而言 ）研究历史，可以避免眼光短浅的评论，也可以避免那 种就事论事的文风。 第三种方法是经济计量学。有人主张，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作定量分 析。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能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 差。但我认为，当缺乏长期统计资料或者资料不甚可靠的情况下，定量分析亦 需靠推算和估计。若估计不可靠，口径难统一，不如不用。计量学方法一般适 用于研究生产力，而不适用于生产关系，应该用于检验已有的定性分析，而不 宜用它建立新的理论。 第四种方法是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短期经济现象，把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安排都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外生变量，不予考虑。制度经济学改变这种观点，把它们都纳入经济史研究范围，提出以制度安排为核心，研究各时期的结构变革和经济组织的有效性，并观察其实际绩效。这是方法论 上一大启示，但我认为，这一方法在研究应用上也不能过于依赖。历史是复杂 的、多元和多因素的，不能把制度安排作为唯一的原因。 之所以费这么多笔墨讲述我所理解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是对本书中的观点做一个思想交代。我是学人文学科出身的，现在从事经济工作，而所写的这本 书是关于能源历史的，对于历史，如何讲述，取决于你如何看待。每个人都有 自己眼中的历史，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有观点的激荡和碰 撞。如何理解能源史、研究能源史，每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写一部新的能源简史是应该的，问题主要在于究竟应该 怎样写，究竟应该采用怎样的标准进行取舍。换言之，一本书不可能容纳全部 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将什么事情都写进去，一定要有取舍，一定要有所放弃。 否则，细大不捐，包罗一切，那就不是供人阅读的简史，而是供人查阅和检索 的历史百科全书了。当然，也不能只凭借记忆或涉览所及，或个人兴趣而决定 取舍。这对于许多写作者来说，或许便捷，但写出来的也不是理想的作品。 一部理想的书应该做到提纲挈领，只记录和讲述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至 于什么样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我借鉴前辈学人张荫麟在《 中国史纲 》一书所 给予的启示，根据能源历史的特点和我对它期望的功能，提出自己认定的 ５ 个标准。 第一个标准是“ 创新性的标准 ”。我认为能源史首先还是“ 史 ”，要有历史观。我赞成中国传统的“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历史观念：长期来看， 能源发展要顺应历史规律； 要辩证地考察能源的发展进程，包括周期性； 要注 意到历史中一些显现的或者潜在的重要关节，在历史上是否具有新意、与以往 不同，从而构成了历史的张力。因此，讲究的是“ 动力学 ”而不是“ 静力学 ”， 考察的是具有新异性的事物或思想。我倾向于自然主义历史观，认为历史具有 偶然性，在我看来，一切目的论、决定论的思维方式都不足取。 第二个标准是“ 长时段的标准 ”。我不赞成历史目的论和决定论，但我认 为历史发展有它的趋势和方向。在大趋势下，历史决定了能源的发展，能源也 改变了历史的航向。对历史的看法，受所选择时间参照的影响。法国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说，对短时段的事件不能客观地叙述，而要根据自己的哲学观加以选择。我认同这一观点。当然这种选择不能过于主观，避免以分析史完全取代叙 事史。 第三个标准是“ 多维度的标准 ”。考察一段历史，从单一的角度往往是不 够的，如果能扩张视野，从政治、经济、哲学、社会、文化等多重视角加以观 察，就能从历史中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和内涵。在不能掌握足够可靠的第一手 资料的情况下，要认真辨识，有所舍，才能有所取； 但应有整体观点，全局在 胸，力戒孤立地看问题，特别要厘清事物中的结构或“ 构造 ”关系。 第四个标准是“ 引导性的标准 ”。历史真实性是个认识论问题，应当承认 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并有局限性。随着知识的积累和时代的进步， 历史需要不断地被认识和改写。价值判断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我主张应作 实证的和规范的两种价值判断。实证判断要把所论事情严格地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不可以今论古。规范判断是用今天的价值观来评论古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谦虚的态度，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也有时代局限性。 尽管我不想成为一个道德说教者，也尊重每个个体的选择自由，但我认为社会整体的进步有赖于每个人的文明提升，其中就包括对能源的善用和对环境 的爱护。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理性认识的时候，更应该积极倡导。 我不完全坚信进化史观，而认为进化与退化都是有可能的。这取决人类的行 为，以及我们采用何种标准来衡量历史的进步与后退。 第五个标准可以称为“ 发生学的标准 ”。要了解现状和未来，更要追溯现 状的由来，即要探究一个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和演化的。按照这个标准，过去 和现状之间的关系越深，则越重要。在能源研究中，还是应该先考察能源变 迁，然后再考察制度、社会、文化思想。在能源历史上，已有两次能源转型引 发两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经历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方式的变革时间相对短，经 济制度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相对长一些，而社会、文化的变革则更长。 经济史研究要注意非经济因素，最重要的是政府和大众文化两项。经济 发展和制度革新会引起社会结构、社会群体组织和行为的变迁，社会结构的 变化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同时，制度的变革往往需要社会群体力量的配合才以实现。社会的互动机制的强弱，决定了一种经济模式或者思想意识能否成为主流。经济发展、制度改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 制衡一词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不合民族文化传统的制度创新往往不能持久； 另一方面，文化思想又常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先导。文化思想变迁不是与经济变迁如影相随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是应该破除的。 在写作之初谋篇布局时，我就有意选择了少数主题进行讲述，对专题以外的大事，只概略性地涉及，仅作为背景。这样不仅节省了篇幅，而且避免了枝 蔓衍生，有利于读者从大脉络上把握能源进化的历程。在内容的选择上，参照 前面的 ５ 个标准加以取舍。在此基础上，充分融汇前人研究成果和探寻能源 历史而获得的启示，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进行表达，没有烦琐引证，没有过程考 据，不引用原始文献，减少专业化的阅读障碍。 是为序。

第一部分 变与不变 001 做时间的朋友 002 追寻能源本质：储存的进化 004 热力、移动力与电力 013 技术与能源边界的拓展 026 信息对能源的替代 035 补偿性能源044 第二部分 时空变异 051 给能源一个支点052 伸缩的地球 054 当地的能源与移动的能源062 能量的跨国迁徙 067 当能源遇上金融 075 第三部分 能源转型 081 揭开能源进步的面纱 082 点燃火种：突破能源发展的临界点 085 穿越“ 能源三峡 ” 092 能源民主的新图景 097 隐形能源与能效革命 102 第四部分 走出迷津 109 当我们在谈论能源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110 能源的第一个名字是商品 112 恐惧与贪婪的灾变心理 118 为能源神话祛魅 126 作为隐喻的能源 132 第五部分 共生之道 137 以人为本的能源观 138 在自然面前，“ 人 ”字有两种写法 140 能源作为一种素养 148 跨越能源鸿沟 162 迈向低熵 169 能源治理新秩序 174 气候革命的理想与现实 182 第六部分 未来畅想 189 未来走到我们中间 190 多元化能源拼图 192 智慧能源 196 挖掘未来的“ 石油 ” 204 链接产生价值 210 交通革命 217 后记：写在能源边上 223 参考文献 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