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有關公共規制的研究，呈現了日漸趨旺的態勢。伴隨着我國市場經濟的日益完善，正規的公共規制程序將隨着公共規制體制的日益完善而進入我國政府關於市場經濟運行的一般管理之中。本書爲了使讀者能够比較容易地掌握公共規制的基本内容，按照從基礎理論到應用領域、從一般到特殊的邏輯，分别以“基本理論”、“經濟性規制”、“社會性規制”和“中國規制與政策”的内容展現在讀者面前。

本卷收入的是李方桂先生及其高足柯蔚南教授合著的《古代西藏碑文硏究》（Fangkuei Li and WSouth Coblin,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1987年在臺北以英文出版。全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導言，介紹吐蕃碑銘文獻的語言、歷史背景和回顧吐蕃碑銘文獻硏究的歷史；第二部分正文，收錄了十四通碑銘文獻，包括新發現的洛扎(Lhobrag)崖刻和敦煌石窟題記，對每通碑銘文獻的硏究分別爲引言、錄文、錄文校勘注、譯文和譯注幾個段落，每篇的篇首引有碑銘年代、地點、現存狀况、前人硏究目錄、發表的拓片、照片一覽表；第三部分是詞彙表。全書書末附有引用書目。

吐蕃碑銘文獻，不論從歷史學角度還是從語文學角度來說早已被認爲是第一等重要的材料（戴密微，1952：La Concile de lhasa）。從歷史學角度說，它是當時人留下的遺跡，未經竄改變易，其史料價值高於其他文獻材料；從語文學角度說，它是中古藏語的生動、具體、忠實的記錄，爲硏究藏語史和藏文文獻史提供了最爲可靠的典範材料。因此，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便有學者注意到吐蕃碑銘的科學價值（SWBushell，1880）。近百年來，對這些碑銘文獻所作的硏究工作，從摹寫到臨拓、照像，以及史料學的分析、梳理和語文學的闡釋，都已有了長足的進步。

方桂先生、柯蔚南教授合著的《古代西藏碑文硏究》（以下簡稱《硏究》）具有與前人的硏究不同的鮮明特點，主要有三：

（一）語文學特色：《硏究》的二位作者分別出生於中外，李先生被稱爲中國少數民族語言學之父，而柯氏又是師承李方桂先生，都是漢藏比較語言學家，有著深厚的語文學功底。硏治吐蕃碑銘的同行們都知道，吐蕃碑銘文獻中許多“僵死”了的語詞多年來一直困擾著許多學者。有時只能從上下文或其他背景材料推斷這些詞的含義，當然這是特定條件下採用的一種變通的方法。但是如果從語文學角度對這些詞作深入的探討，無疑會提高譯文的準確程度，《硏究》的作者在這方面作了大量艱苦的努力。這裏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對《唐蕃會盟碑》東面碑文第十行中Nanggi tshis這一詞組中tshis一詞的探討。這個詞在各家錄文中有的錄成tshis，有的錄成chis。《硏究》作者認爲，討論tshis、chis的問題，應首先區分碑銘學問題和語文學問題。作爲碑銘學問題，應辨明到底是tshis還是chis（順便說一下，所謂碑銘學工作也占了《硏究》一書的一定比重，每份碑銘錄文後都有詳盡的校勘註記），而作爲語文學問題是解釋tshis或chis的詞義問題。我們引一段作者討論tshis詞義的文字，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

最近出版的《藏漢大辭典》（2275頁）有關tshis的收詞比較容易翻譯。其中一個把它注釋為thabs,“way,means,measure”。漢語的注釋使我們更加明瞭這個詞的意思，即“方法”（way,method）、“辦法”（method,recourse）和“計策”（device,plan,policy）。辭典還列出了複合詞vtshotshis，漢語釋為“生計、生活方法”（livelihood,plan for living），可作旁證。《藏漢大辭典》的另一處（2956頁），將相關的複合詞sotshis解釋為vthsotshis的古語形式。黎吉生提到過的另一個複合詞是spyitshis，此詞在《藏漢大辭典》（1678頁）裏被解釋為“公事、關係到眾人之事”（public matters, affairs which are of concern to everybody）。似乎很有可能，正如（雅斯克）Jschke和黎吉生所說的那樣，tshis, “method, plan, policy”是rtsis, “numeration, calculation; scheme”的同源詞。（見《硏究》102頁）

引文只是整個tshis詞條注釋的一小部分，如此詳盡周密的注釋，讀者必然會對這一詞的含義有深刻的印象。

另一個例子是對諧拉康東碑（即《吐蕃金石錄》收錄的《諧拉康碑乙》）第30行phupa一詞的注釋。我們也引一段作者的註文：

《藏語新舊字辨異·丁香寶帳》列有詞條vphevu，解釋為gsolba。對此，後來的很多辭書都照抄。但是，沒有上下文（例句），這種解釋頗為模糊。大概它的意思是“以懇求、要求、陳述、報告等形式向上做出某種表現”（to make some sort of representation upwards, in the form of a supplication, request, statement, report, etc）。Semichov的《藏俄辭典》（331頁）或許參考了，也有可能沒有參考《藏語新舊字辨異·丁香寶帳》裏的詞條，把它解釋為“請求、請願，革職，測試”（request, petition; deposition, testimony）。《語法字彙明鏡》列了另外一個條目vphevu vdebs，“喊叫”（to shout, yell）。這個短語的變體形式vphevu debspa列入了黎吉生（1985：59，注4）著述。結合上述材料以及本處的譯釋，我們可以推測其意思是“對上的敵對表現”（hostile representation made upwards），即“指控、控告，罪名”（an accusation）。那麼vphevupa的意思大概是“原告”（an accuser），這個意思最早是黎吉生的藏族合作者提供的（黎吉生1952—52，Ⅱ：10，注6）。(v)phevu的音節結構表明，它是某種熔合（參閱烏瑞：1950）。假如我們能夠確定其組成成分的話，將有助於解釋其語源和語義範圍。（見《硏究》297~298頁）

這幾乎是做到了無一字無出處，具有考據訓詁學的嚴謹態度。但並不拘泥於漢學家考據訓詁學的宗法，而是融合新的語文科學提出別具一格的方法論。

（二）漢藏語的語義比較：李方桂先生生於三晉，長於幽燕，籍名高庠，世代簪纓，爲一代語言學宗師。留美時受教於布龍菲爾德（LBloomfield）及薩丕爾（ESapir），除硏究印地安人語言外且對漢語音韵學有精深硏究，致力於漢藏比較語言學；柯蔚南爲李氏高弟，其博士學位論文《藏語動詞形態學硏究》（1976）及後來所著《漢藏詞彙比較的漢學手册》（1986）等書，成績斐然。二位作者以其深厚的漢藏學功底，充分利用了《唐蕃會盟碑》和《尚書譯文》等漢藏對照文獻，對一些疑難詞語，通過找出其漢文對應詞來進行釋讀，這部分工作成績突出，令人難忘。比如《達扎路恭記功碑》東面第七行的rjeblas一詞，在吐蕃古藏文文獻中出現的頻率很高，但由於詞性怪僻，曾使許多學者誤入歧途。白桂滋（Beckwith）曾在《吐蕃755年的叛亂》一文中將rje誤解爲“交換、以物易物、貿易”，而對blas則認作是glas的變體（據《格西曲扎藏文字典》），意即“工資、報酬”，因此rjeblas便是“負責給軍隊支付（報酬）的高級官員”（白桂滋）。這個釋文不僅在文字學上難以説通，而且在其他句子中也無法獲解。《硏究》的作者是通過漢藏文獻語詞對應比照來解决這個問題的。《尚書釋文殘卷》（PT986號）第60行有一句“bdagi lung ltar ma byaste/rjeblasnyamssu myilenpa\[ni\] srog la dbabba”。與此句對應的偽《古文尚書》原文是：“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作者寫道：“由此看來，就連普通軍士也有他們戰場上的rjeblas，爲此他們必須不惜一死，因而這一詞肯定不是特指或專指某種職位或高級朝官。我初步提出，rjeblas意思是指‘徭役、差事’。”（見《硏究》155）因此《達扎路恭記功碑》東面rjeblasdkadgu nyamssu blang，作者認爲應譯作“他不懈執行許多艱巨差事”。這一意見可以説基本上是正確的。再者，《第穆薩摩崖刻石》第十一行的phramen是六告身之一，漢文史料（《新唐書·吐蕃傳》）與之對應的詞是“金塗銀”。圖齊（GTucci）認爲“phramen(兩個詞都有‘裝飾、飾有’的意思)應與漢文史料中的塗金銀、鑲金銀相對應”。（圖齊，1949）但黎吉生反對此說，認爲Phramen不可能是漢文表示鍍金銀的“塗”字的藏文對應詞，他將該詞訓爲Khramen的另體，指一種瑪瑙（黎吉生，1972）。《硏究》的作者硏讀漢文史料是細心的，他們認爲漢文“金塗銀”是描述，而不是用對應詞去翻譯，它告訴我們pharmen像個什麽樣，是怎麽做成的。“有了phra（~phra）已知的意義及漢文對phramen形狀的描述，那麽説它含有塗金、金屬或某種鑲嵌品的意思，大致不會有錯，當然這種鑲嵌品很可能包括某種寶石。”（見《硏究》222~223）

再舉一個有趣的例子。《第穆薩摩崖刻石》第8行有個Yong字，《楚布江浦建寺碑》第35行也出現這一個字，PT986《尚書譯文殘卷》中這個字出現過兩次，第一次出現時它的漢文對應詞是“惟”。作者認爲，“在銅器銘文和《尚書》之類的古代漢文文獻中，‘惟’實際上是繫詞。而且位於屬句的句首，意思是‘這就是……’、‘這就是説……’，但到了唐代，這就不好理解了，而‘惟’似乎作‘夫’的同義詞解。吐蕃人所學到的可能就是這個意義。石泰安（RAStein）給出的Yong的另一個漢文對應詞是‘凡’，即‘總之’。實際上，Yong這個字可能與Yongs‘全部、所有’同源。它的基本意思是‘總的說來，從各方面説，總之，基本上，總是，迄今爲止’。”（見《硏究》228）《硏究》的作者之一柯蔚南還在他的另一部著作《漢藏詞彙比較的漢學手冊》中將Yong與漢語的“共”（古音：gjungvgjwong）作了比較，認爲二者同源於ryong。這種解讀就比較平實而澄圓，不再囫圇。

另外，利用漢文史料解决人名、地名、官職名問題的例子更是舉不勝舉。吐蕃時代，唐蕃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的交往至爲密切，唐人記載吐蕃情况甚為勤勉，爲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有關吐蕃的漢文史料；另一方面，吐蕃人雅慕唐風，不僅翻譯了大量的漢文典籍，而且典章制度方面也多有移植，得其精髓。因而，利用漢文材料解决吐蕃古詞疑難問題，确爲有效途徑之一。國際藏學硏究史表明，真正有見識的藏學家是不忽視漢文史料的價值的。

（三）前人硏究成果的系統總結：如前所述，十九世紀末就有學者注意吐蕃碑銘，積累了大量參差不齐、品類龐雜的硏究資料（其中不乏那個時代所難以避免的訛謬）。作者十分注意對前人成果的總結，每討論一個語詞，作者總要先列舉各家意見，均注明其出處依據。作者不僅注重前人的硏究成果，還充分利用各種辭典工具書，包括《丁香帳》和《翻譯名義大集》（Mahā yutpatti）等。該書第一部分第二章《對古代西藏碑銘硏究的回顧》和書後所附詳細的書目可以説爲後來者提供了一部吐蕃碑銘硏究的簡史。

總之，可以説《硏究》代表著國際上硏究吐蕃碑銘的最新成果，作者利用自己的專長，在前人硏究的基礎上，對吐蕃碑銘重新作硏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1987年8月筆者訪問加州柏克萊大學時正是李方桂先生易簀彌留之際，溫哥華第二十屆國際漢藏語會議期間先生即撒手仙逝，遺愛人間，據李夫人徐樱女士訃告中云：

“最堪告慰者是他的末項遺著《古代西藏碑文硏究》於病中收到。他看後至爲欣喜，顧盼自豪，指告往來朋友以及醫護人員等。” 

可見李先生對此項硏究傾注了最後的心血。承蒙張琨先生遵遺命饋贈筆者一册，高情厚愛，畢生難忘。捧讀之餘，回憶起1981年維也納的初會，1983、1985年在北京大學勺園寓所和臨湖軒的兩次請益，諄諄教誨，言猶在耳，不禁涕淚沾襟。爾後值方桂先生逝世周年之際，曾書此短文以緬懷先生。此值《李方桂全集》出版之際，據此短文稍改，個別人名及所引段落譯文均據本書譯文，以便前後統一。謹爲全集第九卷《西藏古代碑文硏究》序。

王堯編者序二

 

本書自初版問世至今已有近20年了。它的中文版——王啓龍教授的精心譯作——即將作為《李方桂全集》的一卷出版發行。現在來審視這本書在李方桂教授全部學術著作中的地位以及成書的過程似乎是個合適的機會。

李方桂在藏學方面的興趣也許不像他所從事的某些其他領域的工作那樣，在他的學術生涯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的確為藏學硏究傾注了不少心力。在漫長而多產的學術硏究工作過程中，他曾多次回到藏學硏究的領域。藏語最初對他產生影響大約是在上世紀20年代，當時他還是薩丕爾（Edward Sapir）的硏究生。但直到1930年回到中國以後他的藏語語言學硏究才開始取得成效。那一時期他出版的藏學著作限於對書面藏語（Written Tibetan）詞形的硏究。之後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到1949年他在西雅圖（Seattle）的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任教時，他的藏學硏究才得以繼續。此時，他已形成了自己對藏語硏究的看法，認為將藏語硏究看做漢藏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硏究的一部分是最有效的硏究方式。明智的做法是必須同時強調兩個方面，即藏語的最初和最近兩個階段。對最近階段而言，必須開展針對現代方言的有效的田野調查工作。對最初階段而言，則需要對古代藏文（Old Tibetan，相對於Written Tibetan而言）的文本進行系統硏究。李方桂決定把現代藏語的硏究工作留給其他人，自己集中精力專攻古代藏文。

古代藏文（OT）的硏究工作涉及兩種不同的文獻，即古藏文碑銘和敦煌經卷。李方桂認真詳盡地讀完了當時能找到的所有這一領域的已出版著作，然後才開始著手自己的硏究。他發現有關敦煌經卷的一些硏究工作質量很高，而關於古藏文碑銘的硏究還有很多地方有待改進。於是，他將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古藏文碑銘的硏究上。他的這項工作取得的第一個，可能也是最引人註目的成果是發表於1956年的關於唐蕃會盟碑（SinoTibetan Treaty Inscription of 821—822）（本書“文獻I”）的硏究。這是所有碑銘中最長、最重要的，對早期西藏歷史和語言的硏究者來說也具有持久和強大的吸引力。作為一篇專論，李方桂的硏究在深度、廣度和分析說明的技巧上都無人能出其右。同時，他還在進行雪碑（Zhol Inscriptions）的硏究工作，其在史學和語言學上的重要性僅次於會盟碑。有關雪碑的硏究當時沒有發表，直到他生命的最後階段，他才將一直保存著的文稿作為“文獻II”收入本書。

李方桂硏究古藏語文獻的方法既反映了他的印歐語硏究者老師們，特別是勃克（Carl Darling Buck）考釋的方法，也反映了博阿斯（Franz Boas）（他曾是薩丕爾的老師）開創的土著語言文本分析的方法。每一處細節，李方桂都會在原始材料允許的條件下對文獻做盡可能詳細的校訂，然後準備出精確註釋、逐字翻譯的譯文。最後一步，也是非做不可的一步，是將文獻的全部音節目錄彙編起來，其中的每一項都要加上註釋，所有尚未確認的和尚未完全理解的詞項都要清楚地標記出來。這個術語表最終要整合起來形成這門語言的入門詞典。李方桂是第一個，也是就我所知唯一一個堅持這種方法的古代藏文硏究者。倘使這種方法在上個世紀的這一領域能得以繼承，我敢肯定我們今天已經編纂出了古代藏文的基本詞典。

1980年12月李方桂教授將他整理的雪碑的材料給了筆者。1952年英國學者黎吉生（HERichardson）曾出版他對雪碑碑銘的硏究成果，但是他的硏究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問題。李方桂的材料由文獻的轉寫、全文翻譯和術語表組成，沒有註釋。他要我提供反饋和意見。我一邊看他的分析材料一邊讀完了原始碑文，我猜想這份分析材料很可能可以上溯到50年代中期。我發現他實際上解決了很多讓黎吉生感到棘手的問題，並對一些遺留問題提出了很有意思的解決方案。我做了很多評註、更正，並添加了許多內容再寄回給他。他1981年2月1日寫給我一封簡短的致謝信。2月10日他再次寫信給我建議一項合作計劃，即將所有已知的古藏文碑銘結集出版。他說：“數量不太多，大約有10到12個。我想把它們放在一起合成一卷，方便硏究者，再加上收集到的所有碑文上的詞彙索引。這並不是太困難的工作，因為實際上所有的內容都曾出版過……如果你願意同我合作，將能更快地完成。”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工作，這是李方桂在藏語硏究方面的最後一本出版物，也是他的最後一本學術著作。

我們認為有關會盟碑和雪碑文獻的工作基本已經完成，我開始收集和處理其餘的碑文。夏天的時候我給他寄去了關於簡短的桑耶寺鐘銘文（文獻X）硏究的草稿，不久又寄去了較前一篇難度要大得多的關於工布刻石（文獻IV）硏究的草稿。他只就桑耶寺鐘銘文文獻做了一些評註，之後鮮再談及這些問題。我終於發現，他的主要興趣其實集中在會盟碑和雪碑上，因為這些碑文的內容涉及中國（唐朝）和吐蕃之間在政治上、文化上和語言上直接的相互影響。而其餘的碑文基本是關於“吐蕃內部”的或與中國無關的事件，對他的吸引力也顯然小了許多。因此，我成了這項工作的主要負責者，在工作過程中，我從匈牙利藏學家烏瑞（Geza Uray）那裏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幫助，他的古藏語硏究工作一直為我所欽佩，我也有數年和他保持通信。從烏瑞那裏我瞭解到了古藏語領域的很多發展。他的建議和指導對我整理文獻的工作而言其價值是無法估量的。從文獻III 到文獻XIV的編纂工作是由我全權負責的。但這個領域的新發現當然也會影響到對文獻I和II的解釋。我很快發現，李方桂教授不太願意對他早期就文獻I和II作出的解釋進行改動或修正。我為怎樣才能把我們合作計劃中的新舊材料整合起來、進行統一處理、歸入一部碑文集而煩惱了很久。我的解決方法是，採用並列的註釋分別標明他的見解和我的分歧意見。他欣然接受了這個建議。讀者們會註意到這種並列的情形只出現在會盟碑和雪碑中。其他地方無需採用這種辦法，他直接用了這一領域最近的硏究成果，避免了更多的麻煩。李方桂教授似乎對此並不太在意，對於組成本書大部分內容的文獻III到文獻XIV的硏究，他沒有做什麼增補。

這項工作的成果就是本書的1987年版，書名為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在李方桂教授逝世前不久才出版。他活著看到了書的刊行，可是由於中風，他只能將印好的書捧在手裏，卻無法閱讀。這是他在藏語硏究領域最後的著作。我們那時的願望是，這本書能夠像李方桂教授原先設想的那樣，為古代藏文的硏究者提供所有現存的碑文。我相信這本書反映了他在一些問題上個人認為重要的觀點，同時也為讀者提供了在本書寫作時藏學家們普遍認同的有關古代藏文的新觀點。令人遺憾的是，書雖然用英語寫成，在西方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可，在其他地方的情形也是如此，它幾乎從未被今天的藏學硏究文獻引用過。我現在的願望是——如果李方桂教授仍然在我們身邊，他一定也會有同樣的願望——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對藏語和藏文化的中國硏究者有用。如果這一願望能夠實現，那麼這本書就終於完成了它最初的使命。

柯蔚南

美國愛荷華州愛荷華市

2004年6月15日

一、《龍州土語》一書，原由“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編輯出版，作爲硏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六，1940年9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發行，1947年12月再版，1993年3月影印二版。這次即據1993年版爲底本影印出版。

二、原書是精裝，一册。開本：190毫米×260毫米。封面爲墨緑色皮面，正文白色膠版紙。文前有扉頁、目録、序等6頁，正文290頁，版權2頁，共298頁。

三、原版書中文字錯誤較少，但標點符號用法與現時之規範多有不同。由於原書各分卷不是同時編輯出版，在體例上互有不同。這次影印時均保存原貌，基本上不補不改，讀者在閲讀或引用時請註意。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5年8月《李方桂全集》總序

 

一、近代學術史上的語言學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1928年傅斯年先生在中央硏究院創立歷史語言硏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1他在《歷史語言硏究所工作之旨趣》2 中說：

歐洲近代的語言學是在梵文的發見影響了兩種古典語學以後纔産生，正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經幾個大家的手，印度日爾曼系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術間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

顯然傅先生目睹了印歐比較語言學因梵文之發現而有了長足的發展，他覺得中國對於語言的硏究起步極早，現在顯然落後，當然應該急起直追。所以他又說：

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發達甚後的歐洲是如此，難道在這些學問發達甚早的中國，必須看着它荒廢，我們不能製造別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要別人製造嗎？

1董同龢先生在《我不配說傅先生多麽偉大》一文中說：“傅先生手創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所, 奠定現代中國人文科學的基礎。”載 《臺灣大學校刊紀念傅故校長專號》，1951年1月8日出版。

2見《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集刊》第一本，3～10頁。

他舉出許慎的《說文解字》和揚雄的《方言》作為早期語言學成就的 代表，認為做學問必須要直接硏究材料，必須能擴張所硏究的材料。他說：

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

這是說明阿爾泰語系的重要，可以從少數民族的歷史語言反過來印證中國歷史語言的問題。同時做學問要能擴充做硏究的工具，所以硏究古音要懂語音學，解釋隋唐音要通梵文。他又指出：

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

他設想的語言學的硏究應該包括：

一、漢語，二、西南語，三、中央亞細亞語，四、語言學。

“西南語” 指藏緬語、侗台語、苗瑤語、南亞語，“中央亞細亞語” 指阿爾泰系各種語言。最後一項“語言學”當然指對語言理論、語音學等的硏究，其餘三項都是說明中國學者應該硏究的對象。

我所以不憚其煩地引用傅斯年先生的文章，目的在於說明在近代學術史上當時學術界的領導者是如何看待語言學的。我相信這不是他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一群志同道合者的看法。

趙元任先生是1927年開始調查吳語的，就在傅先生發表《旨趣》一文的同時。1928年就出版了《現代吳語的硏究》，記錄了三十三種吳語方言。這是硏究漢語方言的一個典範。趙先生在序中提到調查全國方言“不是個把人一年功夫或一個人年把功夫可以做得完的”；並且提到幾個必需條件：“第一，要有永久性的組織與經費，……第二，要有相當訓練的工作者。”也就在次年（1929），趙先生就接受了中央硏究院的禮聘，擔任史語所語言組的主任。同時接聘的還有史學組主任陳寅恪先生，考古及人類學組主任李濟先生。傅先生把1925年清華國學硏究院的導師搬來了一半1，還加上考古人類學的先驅李濟。同年，語言學組就聘任李方桂、羅常培兩位先生任硏究員。除傅先生以外，史語所當時就只有這五位硏究員。

二、現代語言學的領航者

史語所成立之初，語言組的硏究員只有趙元任（1892－1982）、羅常培(1899－1958)、李方桂(1902－1987)三位先生。史語所是一個永久性的組織，有一個硏究語言學的團隊。他們三位領航者在語言界發揮了鉅大的影響力。當然開拓一門學問的新路，引領一種硏究的風氣，必須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當時從事語言學硏究的學者還有：黎錦熙（1890－1978）、劉半農（1891－1934）、陸志韋（1894－1970）、林語堂（1895－1976）、王力（1900－1986）、魏建功（1901－1980）、袁家驊（1903－1980）、岑麒祥（1903－1989）、呂叔湘（1904－1998）等。這些先生們當然也發揮了各自的影響力，都有重要的硏究著作，培養了許多後進。但是綜合起來說，就沒有史語所的三位先生影響之既深且廣。

首先，他們三位先生用五年的時間翻譯了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 《中國音韵學硏究》，在1936年完成。2一方面讓中國的讀者能夠看到歐洲人用歷史比較法硏究隋唐的音韵，一方面以譯注校正高本漢的若干錯誤。就在同一個時期，三位先生立即提出許多跟高本漢不同的看法展開了學術上的辯論。李先生（1931，1933，1935）寫了三篇文章討論上古音的擬測；羅常培先生（1931a,1931b）探討魚虞兩韵以及知徹澄娘的音值；趙元任先生（1941）批評高本漢顎化聲母的學說，提出了“介音和諧

1另外兩位導師是梁啓超和王國維。

2《中國音韵學硏究》在1936年完成，1940年出版。

說”。1這些文章開啓了中國學者硏究古音的大門，對後來的硏究産生深遠的影響。

趙、羅、李三位先生在史語所工作期間訓練的硏究人員有以下十七位：楊時逢、黃淬伯、于道泉、劉學濬、王靜如、丁聲樹、白滌洲、吳宗濟、葛毅卿、周一良、周祖謨、董同龢、張世祿、張琨、馬學良、劉念和、周法高。21949年之後，趙、李兩位先生在美國及中國臺灣；羅先生在大陸，1951年任中國科學院語言硏究所所長。除去早逝的白滌洲、赴美的張琨以外，上面這個名單中的學者分處在大陸及臺灣兩地，繼續史語所的學術傳統，並發揚光大，分別調教出許多語言學界的後起之秀。李方桂先生身在美國，但對搬遷至臺灣的史語所繼續扶持，奠定了今天“中央硏究院語言所”的基礎。

沒有趙、羅、李三位先生的領導，現代語言學的進展一定不是今天這種面貌。現在重溫這一段近代史，領航的這三位大師實在功不可沒。在語言學方面他們真正做到了傅斯年先生在《旨趣》文末的期待：“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 

三、李方桂先生在學術上的突破及開闢的硏究領域

趙先生在1929年到史語所的時候，傅斯年先生介紹趙先生是“漢語語言學之父”；1970年，李先生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時候，周法高介紹李先生是“非漢語”語言學之父。這兩個榮銜可以大致說明兩位大師硏究的重點。西洋人談論一個人的學術成就時，非常注重他的突破性的硏究成果，所謂breakthrough。以下就從這個觀點來談李先生的成就。

1李方桂1931：《切韵的來源》，載《史語所集刊》 3（1），1~38; 1933：《東冬屋沃之上古音中》，載《史語所集刊》3（3），375~414；1935：《論中國上古音的*jwng, *jwk, *jwg》，載《史語所集刊》 5（1），65~74。羅常培1931a：《切韵魚虞之音值及其所據方音考——高本漢切韵音讀商榷之一》，載《史語所集刊》 2（3），358~385;1931b：《知徹澄娘音值考》，載《史語所集刊》3（1），121~157；趙元任1941:“Distinctive and Nondistinctive Distinctions in Ancient Chinese，” HJAS 5。

2這個名單摘錄自《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七十年大事記》，容或有錯漏的地方。

李方桂先生在芝加哥大學做硏究生（1926－1928）時，開始接觸印地安紅人的語言，他的導師是Edward Sapir。在幫Sapir整理材料的時候，就利用這些材料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A Study of Sarcee Verb Stems”（Sarcee 語言動詞詞幹的硏究）, 1930年發表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後來Michael Krauss說這篇文章是“Athabaskan 語言硏究中衆所週知的里程碑（a well known landmark in Athabaskan Studies）”1。Sapir在1927年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gazine 第二十期上寫了一篇文章，其中登載了李先生的照片，並加說明：“一個中國學生在他第一次田野調查中，發現了一個大家以為已經滅絕了的重要的印地安語。”（A Chinese student who discovered, on his first field trip, an important Indian language that was believed to be extinct.）這個語言就是Mattole。Sapir在文章中說：“這就是說，李先生為科學硏究及時調查了一個語言，而這個語言對於擬測整個Athabaskan語的原始特徴可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第一次田野調查就有此成果是難得的。” 對於Mattole語言的硏究就是李先生的博士論文。從當時Sapir的報導和後來Krauss的評論，可以看出李先生在開始踏進語言學界時，已經在印第安語言硏究的領域有了突破性的貢獻。

1929年底李先生回到中國，應聘史語所為硏究員。他曾經告訴我，那時候雖然早已讀過高本漢的書和馬伯樂的論文，但他對漢語音韵學的認識並不深，所以他用了不少時間徹底閱讀清朝人的論著。不久就寫出有名的文章《切韻的來源》，在這篇文章裏，他利用詩經韵和諧聲字來證明切韵一等的在上古有兩個來源：a和。從紛亂的材料中整理出清楚的頭緒，最重要的是李先生獨到的眼光。這大概是國人寫的第一篇科學的音韵學論文，有突破性的發現。

差不多就在同時，李先生又硏究藏文，他在芝加哥大學時已經讀過Jschke的藏英詞典，在哈佛遊學時又學習過高級梵文和藏文。2在1933年就發表了《藏文前綴音對於聲母的影響》。這篇文章主要討論古藏語中許多“詞頭”（前綴音）對於字根聲母的影響，顯示有些送氣和不送氣互補的清音其實是因為詞頭的緣故。由於加上詞頭後使得字根聲母産生語音性的變化，使人難以分清字根的原形。這是有關藏語語音硏究方面的第一篇科學論文。

1見Trends in Linguistics 第十本North America，915頁。

2關於李先生求學讀書的經過，請參看王啓龍、鄧小詠譯《李方桂先生口述史》。

1933年李先生到曼谷學習泰語，1934年以後他就大量調查廣西的台語，後來又調查雲南、貴州的台語方言，發表過幾部專著，如《龍州土語》和《武鳴土語》，但最有突破性的發現是以下的四篇文章：

第一，1934年他發表《原始台語中帶喉塞音聲母的假設》，原文是英文“The Hypothesis of a Preglottalized Series of Consonants in Primitive Tai”。李先生給古台語擬測了一套帶喉塞音的聲母：b、d、j,這套聲母跟喉塞音一樣對於聲調有同樣的影響，在許多方言裏都變成b、d, 但是卻讀陰調。這就使得古台語有四套同部位的塞音：p、ph、b、b。

第二，在1954年李先生發表“Consonant Cluster in Tai”(《台語中的複輔音》)一文，在普通的pl、phl、phr以外又擬測了tr、tl、thl、thr等複聲母。當時這只是推測，有些學者不以為然，想不到後來的田野調查竟發現在泰國東北部的Saek語中就有tr、tl、thr等複聲母的存在。

第三，在1962年他發表了《台語系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根據台語各方言間聲母和聲調的關係，推定古台語的聲調分成清濁兩類，而且從四聲演變為後來的八調。這是推翻馬伯樂台語聲母分三類的舊說。

第四，在1970年，他寫了“Some Tonal Irregularities in the Tai Languages”(台語中聲調的不規則演變)，從聲調不規則的演變推斷台語中也有四聲別義、清濁別義的現象，這一個發現非常重要，對於漢語和台語是否有親屬關係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晚年李先生發表了《比較台語手冊》（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那是他集大成的著作，把幾十年的硏究做一個總結，給古台語擬測整個的音韵系統，並討論這個系統到現代台語方言的演變。當然，這又是一項突破性的貢獻。

20世纪30年代寫過三篇上古音的文章以後，李先生就沒有再寫關於漢語音韵的文章。到1971年，他發表《上古音硏究》一文，既綜合幾十年來許多人的硏究，又提出完全嶄新的擬測。其中最高明的是擬測了一個i、u、、a四元音的系統，把照三的章系跟端知系歸在舌尖音之下，就是分別用t、tr、tj等來區別端系、知系、章系。又把合口音整個去掉，擬測了一套圓脣舌根音的聲母：kw、khw、gw等。經過幾十年的硏究，這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從1971年之後，幾乎所有的上古音著作無不參考李先生的這篇大作，所以他的這篇長文實在是一項劃時代的著作。

以上討論李方桂先生的成就，完全是基於個人的瞭解，也許掛一漏萬，說得不夠詳盡。即使從上述的幾點來說，已經是不可企及的成就。第一，無論古印地安語、藏語、台語，或漢語方面都有突破性的貢獻，範圍之廣，恐怕極少人能夠望其項背。第二，一個人終其一生在學術上能有兩三個突破性的硏究成果，就已經難能可貴，而李先生有近十項的硏究可以說是突破性的。這種現象歸之於李先生的專注和洞見，只要他考慮過的問題，都有過人的看法，透徹的分析。

開展硏究領域是一件極難的事。李先生一生做得最多的是關於台語的硏究。在他以前外國人的硏究是比較零星的，從他開始從事大量的田野工作，他親自調查的方言近二十種，在這個堅實的基礎上擬測古台語的系統。這條路是開闊的，他拓展的這個領域已有許多後繼者踏着他的腳印前進。

在台語以外，李先生對漢藏語的硏究也是開創性的。早在1951年他就寫過《藏漢系語言硏究法》，1976年他寫《漢語－台語》（“SinoTai”）的時候，就列舉了許多漢語和台語意義相關的詞彙，值得注意的是他也加注了若干藏語的資料。漢藏語比較硏究方面跟着他做的人不少，最有成就的是龔煌城。但漢語和台語是否有親屬關系還在衆說紛紜的階段，以後還有長遠的路要走。

臺灣的南島語是豐富的寶藏，李先生大概是做田野調查的第一位中國學者。1956年發表《邵語記略》。日本學者早就硏究臺灣的南島語，中國學者繼李先生之後做硏究的先有董同龢先生，後有李壬癸，都有可觀的成績。

四、趙元任眼中的李方桂

趙先生和李先生這兩位大師相交數十年，有共同的興趣，有深厚的友誼。又同時當選中央硏究院第一屆的院士(1948)。大約在1975年左右，李先生交給我一份複寫的打字稿，是趙先生用英文寫的《李方桂》，大概是發表在《語音學家傳記》裏的。在今天看來是一份珍貴的史料，所以就把原文抄錄在下面，並附上我的譯文。

*假定或構擬的形式

空；零

AO《東方學報》（哥本哈根）

AOH《匈牙利東方學報》

BIHP《歷史語言硏究所集刊》（中央硏究院）

BodRgyaBodRgya tshangmdzod chenpo（《藏漢大辭典》），北京，1985

Chosgrags格西卻吉紮巴（Dgebshes Choskyi Gragspa），《語法字彙明鏡》（Brdadag Mingtshig Gsalba），北京，1957

CTS《舊唐書》，百衲本

HTS《新唐書》，百衲本

JRAS《皇家亞洲學會學報》

Lishi gurkhangBrda gsarrnyinggi rnamgzhag lishii gurkhang（《藏語新舊字辨異·丁香寶帳》成書於1476年），北京，1981年編印

MC高本漢的中古漢語構擬（李方桂修訂，1971）

Mvy.Mahāvyuypatti《翻譯名義大集》

NMH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

OT古代藏文

PT伯希和藏文寫卷

Skt.梵文

Tang huiyao《唐會要》，叢書集成初編

TC《通志》

TCTC《資治通鑒》

THA《敦煌吐蕃歷史文書》（巴考、托瑪斯、杜散1940—1946）

THC《敦煌吐蕃編年史》（巴考、托瑪斯、杜散1940—1946）

TP《通報》

Tsefu《冊府元龜》（1754年編）

TT《通典》

WHTK《文獻通考》

WT書面藏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