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区块链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深刻塑造着当代社会，全球法正在发生范式意义的演变。法律和科技的关系经历重大转变。社会沟通的信息化、知识化与数据化，为法律的代码化、算法化和学习化转型提供了条件。全球数字寡头在新型法律平台重构并主导信息的生产与分配过程，商业、权力与技术形成复杂纠葛，进而带来一系列潜在风险。在新的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必须调整法律战略思维，在法律部门重构、群体利益平衡、全球规则主导三个层面加强规划意识。

本书在社会理论和全球法视野下重新审视数字革命与法律变迁的关系，从社会系统论、法律全球化、数字法等多重理论视角立新。本书是我国法学界一部讨论人工智能、信息革命和全球法变迁的学术专著，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序  临界中的思考：系、系统和体系

项飙

20世纪中期的某一天，芝加哥大学某经济学教授跑到芝加哥大学法律系，告诉人们应该准备解散。有交易成本理论在手，经济学家不仅可以在理论上解释法律的缘起和功能，而且可以制定最有效的社会交往规范。法律无非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工具而已，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按今天的说法，法律只是一个低级算法。

当然，这是一个学术传说。但是传说也是一种理论形态：它把现实和未来的可能走向以浓缩的方式体现出来。

余盛峰的著作《临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法变迁》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理论传说的可能：计算机系的智能系统通知法律系和经济学系，两个系将在某个时点自动解散。经济和法律的基本问题，比如理性、选择、外部性，都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经济模型和法律规则都是编码而已；要寻求编码中的最优解，机器当然比人更优。几位搞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法律理论的教授侥幸，以为自己的工作是对经济和法律的变化进行意义解释，不能被机器取代，串联搞一个小教研室自保。殊不知，算法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它可以直接预测结果，而不需要解释。人们是否“理解”无关要旨，寻求意义的努力本身没有意义。

盛峰的新书当然不是在构造一个传说。这本书系统论证了人工智能可能给法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其中有两点论述对我尤其重要。

第一，由于机器学习的引入，外在的、稳定的法律体系将可能被“自我适应、自我迭代和自我完善”的互动调节机制取代。传统法律用固定的文本来维持社会期望的稳定；机器学习“使用当前操作作为下一指令的基础，并基于实际状态而不是规范预期作为策略决断的依据”。（余著）传统法律简化社会沟通的复杂性，以得出简明、统一的规则，来指导纷繁复杂的实践；而智能机器的深度学习则依据特定的场景和实用的需要，从海量数据中生成专门的“小法律”，以实现自我反馈调控。这样，法律不仅仅借助国家暴力威慑让人“不敢违法”，基于算法对操作过程的控制，令人“不用违法”也“不能违法”。

第二，法律的重心可能不再是确定获得和占有，也不是传统民法的契约或侵权，新的重点可能是“流动的秩序”的问题，比如市场准入、投融资体系、服务行业规则、知识产权、产业标准与风险控制。其核心目标是提供通用的经贸法律框架，以保证各类要素的自由流动。

当我读到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理论论述时，我像坐上了时间机器，回到了1990年代的北京“浙江村”。

“浙江村”是来自浙江温州地区的农民在全国不同城市形成的聚居区，以中低档服装生产和销售为主业。其中以北京丰台区木樨园形成的“浙江村”规模最大。我在1992～1998年期间对该社区进行了6年的实地调查。在1995年之前，“浙江村”人口急速扩张、经济高度活跃，但是基本上没有经济和法律纠纷（当然有日常生活中的口角和斗殴）。人们在日常经营中，似乎不需要违约，也没有机会违约，因为合作者之间的随时互动把违约的可能动机和可能条件都在事先制约了。“浙江村”内的“无讼”，不能归因于对传统社会规范的“嵌入”、商人行事惯例的延续，或者非正式权威的存在。对“浙江村”人而言，服装加工和销售是全新的行业，完全超越了原有规范的涵盖范围；他们大部分是农民，没有经商经验；“浙江村”内部也没有权威中心。其经济交往秩序几乎完全是个体之间的不断频繁协商的结果。

1990年代后期，“浙江村”这一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贫富分化加剧，各类纠纷增多，甚至出现暴力化倾向。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原来以双边同意为基础、自我调整的交易机制，被以大型市场为中心的交易秩序取代。这些大型市场类似于今天的“平台”。有型市场和网上平台都是一个交易场所；它们对大量交易进行即时撮合；它们不仅是中介，而且把中介过程高度集中化。平台经济是人工智能在经济交易中最具体的体现；而人工智能使得平台进行海量中介、撮合的能力空前加大。令人遐想的是，今天的平台一方面呈现1990年代初的“浙江村”格局，即大量个体之间自由交易，同时，平台又把中介过程空前的集中化。如果“浙江村”的经验表明这二者不能相容，那么平台靠什么把这二者结合在一起？这又意味着什么？

当我们回顾“浙江村”的经历，过去、现在和未来紧紧拧在了一起。我们预想中的法律合同化（即外在的法律转化为交易过程内部的具体合约），是“浙江村”的起始状态；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台的兴起，和“浙江村”发展史的转折非常相似；而“浙江村”1995年前后的变化，可能在给我们预示更长远的、人工智能下的经济和法律未来。

临界中的思考：“画饼”和反观

作为法学学者的余盛峰，显然不是要论证机器可以取代法律专家。我作为一个人类学者，更加不敢去告诉计算机系、经济系和法律系的研究者转行到人类学。我们提出看似幻想的理论，其实是在探索一种思考方法，我把它称为“在临界中思考”。

临界，是预期中的革命性变革发生的前一刻。临界首先是一个预期。预期的具体内容很可能会被历史推翻，但是我们不能认为临界状态是虚无缥缈的。相反，临界感是21世纪初经济社会中一个重要的客观实在。“画饼”，即关于未来的景象输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以高科技为驱动力的所谓“新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梅棹忠夫的《论信息产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和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卷本等可看作是“画饼”先驱。概念先行、实践随后，本来是19世纪以降社会革命的模式。而在“冷战”之后，随着社会和政治革命退出舞台，“技术革命”不仅被认为是唯一可能的革命，而且被认为会比社会政治革命带来更真实的变革。我们感觉到，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即将发生一系列根本变化；变化的具体方式难以预测，但是转型的趋势无可抵挡。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去迎接它、适应它。这种临界状态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政府和私营部门形成共识，投资未来，把“饼”做大。因此，“画饼”也许不能“充饥”，但是很多企业却因此吃成了超级巨人。我本人2000年代初的对印度信息技术工人的“全球猎身”的研究，记录了印度基层社会如何卷入到这个“画饼”经济中。人们想象的景象有时候兑现，有时候落空，这又给基层社会，特别是家庭生活，造成了一系列的震动。Biao Xiang, 2006.Global “Body Shopping”:An Indian International Labor System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文版《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译，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

不管这些饼在长期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它们在当下对我们的思考有方法论价值。它们对人类社会的组成方式做了大胆的、彻底的重新设想。在我们考察现实问题和既有概念时, 它们提供了系统的参考和全面的框架。在临界中的思考，也把我们推到学科边界进行思考。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人工智能、传媒研究在临界中相遇。这是几十年来少见的跨学科互动。

《临界》一书，不是要对临界之后的状态进行预言, 而是要深化临界状态对当下的理论含义。这篇文章希望做的工作则是，用未来的“饼”去反观历史和民族志材料，以看到历史新的内容；反过来，用历史和民族志材料看“饼”，看出“饼”里面可能存在的问题。

我此刻在临界中的思考, 可以用以下三个概念勾勒出来。

系：指人和人之间彼此勾连着的多样具体的关系。在“浙江村”研究中，我用“系”描述人们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结合。

体系：指负有公权的“体制”，包括政府、市场、权力关系、财富分配关系等。经典意义上的法律——即以成文的法典为主要形式、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职业法律人士为执行者、以专门的机构（法院、律师事务所等）为依托、程序高度形式化的社会规范——也是体系的一部分。这接近于哈贝马斯定义的“系统”，它们靠抽象符号，即非自然语言维持，因此排除了人们用自然语言进行有效沟通的可能，从而和以自然语言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相对。“系”则是生活世界的一个典型构型。

系统：考虑到我们当下对人工智能科技的关注，我在这里把系统定义为通过算法形成的，实现系列化的指令、跟踪、调配和记录的操作过程。在广义上，系统指自我循环、具有自我维持能力的操作流程（“系统”的概念最早从生物学中来，把生命定义为一个系统，没有生命的物件不具有自我维持、自我生成的流程）。这一意义上的系统跨越了生活世界和体系的区分。比如生活世界里面的小农耕作，受到节气周期、土壤水分条件的调节，投入和产出有相对固定的比例，必须遵循一定的时间规律。这也构成一个系统。

系统强调操作、流程，体系强调制度、结构。系统对体系有特别的意义。第一，体系依赖于高度复杂的人为操作系统。比方在市场、法律、行政制度的背后是具有高度专业技术性的操作流程。这些操作流程的自生性、投入—产出的反馈机制, 不受制于自然条件，而是人为设计、人工操作的结果。第二，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系统的集中化，即把操作流程用制度化方式固定下来。比如，国家强行规定货币系统、贸易系统、交通物流系统等应该如何运作，同时努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为一定的权力关系服务。

算法系统和原来的农业耕作系统、市场交易系统、货币系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算法系统既是人为创造的，但是具有空前的自我维持和扩张的能力，不受行动者的直接控制。算法系统是更加具有自生性、自主性、可以摆脱人为干预、涉及更深层面的操作流程，所以可能替代市场系统和法律体系下面的各种具体系统。也正因为如此，算法系统和权力和制度规范紧密纠缠在一起，但是至今我们还没有适当的语言去描述和分析这些复杂关系。

对普通行动者而言，算法系统至少具有五个特征。（1）强大的内在反馈机制和自我强化的能力。（2）封闭性，即系统有边界，有一个进入和退出的问题，也有被接受和被排除的问题。（3）规则的单向性。在进入系统之后，个体必须按照系统既定的规则行事。系统的反馈机制是在既定规则下数据的反馈, 而不是对规则本身的调节性反馈。反馈的结果是强化既定规则。（4）黑箱性。系统依靠抽象符号运作，加上它的封闭性和规则的不透明，行动者很难了解到“后台”究竟发生了什么。（5）附着性。系统要在实际生活中运行，总是“系统+”；需要和具体制度安排、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

在新经济的“画饼”里，出发点是技术性操作系统，认为新的系统给人们提供了新的选择和行动能力，从而在生活世界、在“系”这个层面上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将激发体系上的变化，如带来新的经济模式、法律模式，甚至政治民主。

但是，系、系统和体系之间的互动，也可能按其他路径方式展开。比如，操作性系统和制度化体系可能一开始就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系通过系统得到强化，而不是被改造。系统和体系结合，可能全面改变“系”这个层面，但是其改变路径不是通过给人们更多的选择，而更可能是把人们置于“系统—体系”之下，让人们失去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进行不断协商和自我调整的能力，从而也失去了真正的选择。

原型“浙江村”：互为中介

我原来对“浙江村”的理解，主要是基于社会性的视角，即认为各种经济行为是具体社会关系的产物。人工智能的“饼”让我注意到信息性的重要。一种社会关系导致一定的后果、一种社会关系和别的社会关系不一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导致特定的信息流；信息流影响人们的判断、行为和下一步社会关系的生成。如果说社会性的视角关注规范（应该怎么做）的重要性，信息性的视角则强调认知（事实中别人怎么做，不同的做法会导致什么具体后果）的重要性。

信息的流动方式对“浙江村”早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早期信息流动是以加工者（家庭作坊，自我雇佣）与营销者（在市区的小商店包柜台）之间的代销关系为基础的。所谓代销，指生产者向营销者提供服装, 营销者在卖完服装之后再付款。营销者希望卖出好价钱，每天向加工者主动提供市场信息。加工者不会对营销者隐瞒关于布料或者加工程序方面的信息。彼此记账, 付款的周期可长可短, 据双方需要随时协定。这样人们可以用少量的现金, 做加大规模的生意。

代销关系的亲密性并不奇怪。“浙江村”内代销关系的特色，在于它的开放性。一个生产者联系多个营销者, 一个营销者也和多家加工户联系。他们的合作关系是不固定的。人们可以不断退出合作关系，也不断找到新的合作伙伴。新成员很容易加入。“浙江村”因此形成了吸纳式的、“平铺式发展”的格局。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生产经营的网络关系越铺越广。

代销关系的开放性, 导致“浙江村”衣服的样式、用料以及加工方法不断变化。一旦有一个产品畅销，相关信息会在村里迅速传播，大家都去赶做这个货，利润下降，逼迫大家寻找下一个流行款。大家觉得市场信息保密是不可能的。最早发现新动向的人, 显然为别人做了贡献，但是在下一次, 他会从别人那里得到信息。面对信息的开放性，大家的普遍策略是：得到一个信息后，抓紧生产；高度关注别人的动向，时刻准备着改换产品。

关系的开放性, 也促进了每一组代销关系内部的不断调整。因为合作双方可以随时退出，所以为了维持合作，双方随时根据彼此的需要进行调整。这样，既不需要事先对预想的多种可能做一一明确的约束，也不需要事后的惩罚。这在一定意义上符合Gunther Teubner的“合同形成世界”的理论设想。Teubner认为，私法，特别是商法，可以在协商中自我形成，而且在同意过程中形成一系列社会关系。比如，Gunther Teubner, 2000, “Contracting Worlds:The Many Autonomies of Private Law”. Social & legal studies, Vol.9(3), pp.399417.换句话说，不是经济合作在既定的法律规定下展开, 也不是被嵌入已有的社会关系中去；而是新的社会关系和规范从合作中生成。

我们该如何理解代销关系的亲密性和开放性的统一呢？秘密在于代销关系的背后的“系”的结构。在“浙江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系”，即一连串关系。这串关系里包含两个圈子：亲友圈和生意圈。其中少数人既是亲友又是生意伙伴，他们构成“核心系”。不同人的系之间不断叠加：你的亲友可能就是我的生意关系；而我的生意关系，肯定会发展出更多的生意伙伴。

环环叠加的多个系构成了一个“互为中介”的格局。即A是B的合作者，同时A也是B和C的合作关系的中介。同时，C也可能成为A和D合作时的类似的中介。中介的含义大概有三层。一是A介绍B和C互相认识。二是当B和C在合作中出现问题时，A主动或者被邀请来调停。最普遍的情况是，B和C不管通过什么渠道开始合作，都认为A有威信，双方预期万一他们出现矛盾，可以找A调解。每一笔生意是双边的，但是总是有第三方在场。而这个第三方，在另一个场合可能就是甲方或者乙方。

互为中介的结构解决了信任和制约问题。人们之所以可以和不熟悉的人迅速开展合作（见过面的、认识的就可以），是因为大家都在“浙江村”这个大网里。如果对方这个人有问题，自己应该会有所耳闻，或者会有人迅速提醒。如果合作中间出了问题，总是可以找到人来协调。做最坏的打算：对方跑了，也总能够找到线索。

在系和互为中介的结构下，每个人可以获得大量关于其他人的信息。个体对其他个体是透明的。需要强调的是，这个透明是“点对点”式的，而不是靠把信息集中到一个中心，然后公之于众。人们依靠多个点（个体）形成的交错链条寻求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可以说是一个隐形的“区块链”。

互为中介不是一个常规现象。在一般情况下，中介的位置应该是超脱的，和双方不应该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如果A和B在合作中出现矛盾，A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接受B的合作者C来调停。在“浙江村”，A之所以会接受C的中介角色，首先是因为改天A会扮演类似的中介角色。在调解中，中介人不会过于偏袒一方，是因为在下次他会“被中介”。其次，互为中介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浙江村”内的产权界定不明确，即人们并不总是清楚自己在每一笔生意中的精确付出和收益。就像在前面举的关于信息传播的例子那样，人们随时可以“搭别人的便车”，也在随时被别人“搭便车”。产权不明确也是指，因为大家在生意上深度交错，如果突然在某一刻问谁欠谁多少，是很难理顺的。人们强调，对精确数字只能是“不计较”，最重要的是要把生意“往下做”。万一出现需要调解的纠纷的时候，大家很少计较要把钱算清楚。调停的重要目的是给一个说法，让双方都接受，然后给双方一个台阶下。如果合作可以继续，那最好；如果不继续合作，要让两方在自己的“系”里仍然有面子，不影响他们今后和别人的合作。个体产权的不明晰，是系和系之间环环叠加的结果，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一格局。互为中介，同时保证了信息的高质量和开放性。

中介的资产化

“浙江村”交易活跃而无讼的状态，在1990年代中期发生了变化。“浙江村”内部的纠纷增多，特别是涉及的资金量加大，很多矛盾无法自行解决，出现暴力化倾向，打手帮派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时，人们积极培养和当地派出所的关系，开始找律师。

导致这个变化的原因很多，“临界中的思考”让我看到一个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环节，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中介的抽离和资产化”。原来的中介过程是具体人际交往、生意合作中的一部分，抽离意味着中介过程被集中到一个中心，而这个集中的中介位置又变成一个资产。有型批发市场是这个中介集中化的具体体现。1992年开始筹划、1994年开业的服装市场“京温中心”是“浙江村”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京温中心是由温州市政府和丰台区政府联合牵头，以提前招租经营户的方式，向“浙江村”的经营户集资兴建。京温中心还没有开业，就引发了“摊位热”，即摊位的租赁合同，可以以翻倍的价格转手倒卖。摊位租赁期成为可流通、交换、有巨大的增值可能的商品。人们租摊位不是为了经营，而是为了租赁期的增值。“摊位热”迅速引发了“市场热”。有剩余资金的经营户以联合投资、通过各自的系招募股份以及提前招租的方式兴建市场。从1993年年初到1994年年底，“浙江村”盖起了16个大型市场。

“摊位热”和“市场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促进商品流动的基础设施原来是最不能量化、不能被商品化的人际关系，现在变成了具有重大增值空间和成为投机对象的固定资产。这进一步导致了一系列结构性后果。

首先，“浙江村”进入了“资本主义”。在原型“浙江村”，资本的作用相当有限。少量资金高速流转，是传达价格信息和促进物品流通效率的手段，而不是自我增值的资本。同时，系的结构使没有资金的人迅速进入网络，开始经营。而当经营场所和中介过程变成资产，其利润回报率是一般生产和交易无法比拟的。投资建市场是“浙江村”里第一个真正有“投资”意义的项目。资本自我积累。这使“浙江村”内在短期内产生了大量剩余资金。这又导致了后来投机性投资（主要是在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和矿业）和“浙江村”内赌博行为的盛行。项飙：《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 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载《二十一世纪》，2017（2）。赌博和投机增加了恶性纠纷。

其次，市场成为协调交易的中介，取代了原来不同的系之间的环环相扣的格局。市场吸引了全北京市、华北地区甚至部分东北地区的批发商来购货，同时不少外地的商户也来租赁摊位卖服装。“浙江村”的加工户与市场里的摊主、与外地的批发商之间也形成赊账、可退货、批发商预定货等做法。他们之间的合作显然不是基于互为中介的结构，而是基于摊主对摊位的占有。加工户和外地批发商信任摊主是因为摊主有这个摊位在，跑不了。摊位具有了信用担保功能。摊主成为交易的中心环节。

市场的兴建，带来了“浙江村”经济规模的膨胀，加剧了竞争，消解了加工户和营销户之间及时反馈调节的机制。营销者和加工户不能再手把手一起设计服装，大家更多地要靠碰运气。我在2000年的报告中写到，“浙江村”人认为1986 年到 1992 年的生意是最好做的。而从 1993 年开始，亏损户明显增多。后来大家一致对外称：“‘浙江村’是三分之一赚、三分之一平、三分之一亏。”由赚到亏的转变，是离不开大量的市场所引发的内部竞争的。投资市场建设，更不存在自我反馈和纠错机制。“先占住地、先盖起来再说”是投资者的普遍想法。因为拿到了地，就拿到了城市经济最有价值的资源。当面临市场和市场之间竞争加剧、招商出现困难的时候，投资者又玩各种伎俩，人为造成市面上的“摊位饥渴”，靠进一步提高对摊位增值的预期，来解决供给过度的问题。

最后，中介的资产化也带来了新的权力关系。市场投资者和摊主形成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如果在同一个市场内的摊主间发生争执，市场会把矛盾摆平，保证市场内部的秩序；如果市场内的摊主和市场外的人发生纠纷而影响到市场秩序，市场则会保护自己的摊主，包括可能利用投资者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对对方施压。摊主对市场投资者形成某种依赖，投资对摊主有超经济的制约能力。同时，市场投资者积极在体系（体制）内部寻找保护人。盖市场涉及多项审批，政府的介入无法避免。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关系，成为市场投资者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

“浙江村”的历史变化给我们如下的启示：

第一, 在“浙江村”，交易秩序——即信息、货物、资金如何交换、流动——的变化，比生产技术、生产规模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更为重要。中介过程的抽离和资产化，是交易秩序转变的核心环节。而人工智能引起的经济变化，也首先是通过对交易秩序的重构，而不是影响物质生产过程。

第二，和主流经济学理论理解的不一样，“浙江村”原来的交易秩序不依赖于明晰的产权。而是相反，产权的模糊是其交易效率的来源。在大型市场兴起之后，交易主体的边界明晰了，交易成本更可计算了（摊位每天的费用是清清楚楚的），但是由此形成的交易秩序——即总体上的交易有效性、低误差和低纠纷——不一定更优。

第三，大型市场的兴起，把“浙江村”代入了资本主义模式，但是在社会规范上并没有出现从传统惯习到现代法制的转变。市场带来了分层管治的模式，即市场投资人用法律和非法律的手段来维持市场内的秩序、保护自己市场的利益，替代政府管理市场内的商贩。同时，市场之间的竞争基本上是一个政府控制下的“丛林”状态：市场之间为了争得政府的项目批准可能雇佣凶手谋杀。市场和市场之间的争地、争指标是白热化的。“（土地）批到一半了，硬生生被（另一组投资人）拿走了”，几乎等同于世仇。“浙江村”在1990年代后期出现的重大纠纷，包括枪杀，都和市场投资者之间的纠纷有关。在此间，人们积极运用法律，但是其运用方式是高度选择性的。比如某市场投资人把雇用凶手的合约精心处理成若干看似合乎法律的商业合同和私人信件，企图逃避法律责任。

从圈地到“圈人”

回顾“浙江村”演变的意义在于，它预示了人工智能的经济和法律影响中的矛盾性。就目前看来，人工智能对经济实践的影响主要通过平台经济的形式发生。一方面，平台促成了大规模的个体间交易，就像1995年前的原型“浙江村”。比如Sundararajan 就把平台描述为 “新兴的微型企业家网络社会” (Sundararajan 2016:176) Sundararajan A. 2016. The Sharing Economy: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 Cambridge, MA:MIT Press. 另一方面，平台是对中介权力的高度集中关于平台如何集中中介权力，以及平台的角色已经超出了中介角色，是北美特别是欧洲立法者和政府讨论的焦点。相关的法律文献见Tarleton Gillespie. 2018. “Platforms are not intermediaries”. Georgetown Law Technology Review, 2 (2):198216. Rebecca Tushnet, 2008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Intermediaries and the First Amendment.” George Washington Law Review, Vol. 76, Issue 4:9861016.  （滴滴出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中了对原来的“黑车”的协同），则像1995年之后的“资本主义‘浙江村’”。“浙江村”的经历显示前后两者是相克的，那么人工智能下的平台经济为什么有可能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这里的关键可能是平台和个人的关系。“浙江村”和平台经济在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是, 它们都把生产和交易不断地细化，切割成可以交易的片段环节。但是其具体的细分方式和细分之后的联系方式，则有很大的不同。早期“浙江村”体现的是一环套一环、盘根式的细分联系方式，自组织、去中心；而在平台里，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直接、持续性的联系，是高度离散的，细分和撮合一切要通过中心协调。在“浙江村”，个体之间不需要建立特别的信任，人们的信任基于互为中介的结构，这也意味着每个人要去认真维持自己的“系”。而在平台上，彼此间不需要也没有可能建立实质性信任，大家把信任完全外包给“系统”。在系统中，个体和其他个体之间没有条件进行有意义的交流、谈判而形成同意，更不要说不断的互相调整。所以没有自生的合约。系统并不是把法律降维为合约，而是把交易简化为即刻的撮合。

平台的做法也许可以被描述为“圈人运动”。“圈人运动”让尽量多的用户（包括服务的提供者和服务的消费者）对平台形成依赖关系，变成平台可以联系、跟踪和影响的对象。这些用户和用户之间、用户和平台之间，本来没有关系，所以要“圈入”。同时他们可能随时退出，所以又要“圈住”。最初始也是最关键的“圈人”手段是烧钱，即给市场各方补贴。烧钱要的不是广告效应，要的是培养新的行为方式，产生依赖性。平台圈住人的主要做法包括：靠“圈入”大量用户后形成的规模效应，提供服务，使得用户的退出成本提高；在大量“圈入”市场的一边（如潜在需求方）后，以此吸引市场的另一边（供给方）；利用算法针对个体投放信息、提供针对性服务；通过算法改变个体的认知、偏好和行为；不断衍生新的功能（支付功能显然是最关键的门坎）以增强人对平台的黏着性。

平台的“圈人运动”可以和工业资本的“圈地运动”类比。它们都是要把原来不在市场范围内的社会行为和需求，转换为可定价、可交易的准商品，从而产生利润。通过“圈地运动”，土地和劳动力成为波拉尼说的“虚拟商品”（土地是自然给的，劳动力的载体是人，他们在本质上不可能是商品，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他们被处理为商品）。而通过“圈人运动”，可能是人的行为数据和注意力变成了新的虚拟商品。这就是“圈人”平台经济的拓殖和原始积累方式。“圈地运动”之后形成的现代资本主义，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是关键，资本通过以下路径扩张：投入生产资料、实现生产价值并占有剩余利润、再投入。在平台经济中，云计算基础设施、累计的大数据可以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但是对资本更重要的，是对信息高速流转过程的控制，包括对用户行为的制约。

以“圈地”的方式“圈人”，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像“系”这样的微观结构是已经被彻底打破，还是存在被重构的可能？从理论上看, 区块链这样的技术, 给我们重建类似的关系提供了工具。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在这方面的实际探索。

其次，系统和体系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以“圈地”的方式“圈人”，带有前所未有的垄断冲动或者垄断压力。平台公司（甚至不少互联网公司）似乎面临着“不垄断即死”的格局。“圈地”不论大小，圈一点都算地；但是“圈人”不达到一定规模就圈不住，而且不达到垄断就没有利润。由于“圈人”规模之大，平台公司具有明显的公共性。不管是在公共品提供上还是在公共管治上，平台都可以担负准政府的职能。一些法律专家和政策研究者提出“政府管平台，平台管个体”的思路。可参阅沈广明：《分享经济的规制策略——以辅助性原则为基点》，载《当代法学》，2018（3）；唐清利：《“专车”类共享经济的规制路径》，载《中国法学》，2015（4）； 高秦伟：《分享经济的创新与政府规制的应对》，载《法学家》，2017（4）；王裕根：《迈向合作治理:通过法律规制平台经济的制度边界及优化》，载《河北法学》，2010（1）。实践似乎也在迈向这个方向。而算法系统的封闭性又意味着各平台的规则可能是不相通的。这让我们想起公元前中国的领地分封、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庄园和殖民时代的包税商制度。封建化的安排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封建有多种形式：西周的封建、战国的封建、欧洲各地的封建、奥斯曼帝国下的封建，都不一样。哪种方式最有可能、最合理，或者最要避免？

科技界的“画饼”往往是平面的，不涉及这些问题。他们倾向把科技、个人和体制处理成一个线性、单向推进的关系。而在事实中，系、系统和体系是互相交织的。临界，不是两个平面模型之间的界线，而是一个多维度的空间。临界内部包含着多种关系，它们的交叉指向多样的可能未来。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在科技变化的临界上思考，而且必须在社会转型意义上的临界中思考。《临界：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法变迁》打开了新的思考空间，必将在临界中激起跨界讨论。

导言1

一、 法律与技术的关系演变1

二、 人工智能与区块链之法3

三、 信息资本主义与知识产权7

四、 技术风险与法律全球化9

五、 计算法学与法律的死亡11

六、 法律范式变迁与中国的自我革命14

第一章从老鼠审判到人工智能之法16

一、 老鼠审判与法律人格16

二、 行动元与混血体20

三、 非人主体与智人中心论23

四、 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27

五、 人工智能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30

第二章法律的“死亡”：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功能危机34

一、 法律的独特功能：深度不学习与规范性期望34

二、 智能机器社会的崛起：小法律、实验法、区块链和智能合约

38

三、 机器学习之后：法律功能的蜕变及其效应45

四、 法律死亡的危机：在认知性与规范性之间54

第三章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法律革命62

一、 引言62

二、 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客体革命63

三、 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空间革命68

四、 全球信息化秩序的法律时间革命76

五、 “无差异的差异化”秩序81

第四章互联网宪法政治的生成、演化与挑战83

一、 作为当代世界秩序隐喻的互联网83

二、 互联网宪法政治与国家宪法政治的异同点85

三、 告别霍布斯时代的利维坦国家哲学87

四、 民族国家政治宪法的时代不适症89

五、 数字化、资本化与全球化对国家宪法秩序的挑战93

六、 互联网宪法政治的四大命题和挑战94

七、 以司法治理为中心的互联网宪法政治98

第五章从马的法律到黑箱之法102

一、 网络空间与马的法律102

二、 黑箱：从古代到近代103

三、 黑箱问题的解决机制106

四、 信托关系与职业伦理108

五、 算法社会的黑箱难题110

第六章连接一切：人脸识别的隐私危机113

一、 隐私的社会功能114

二、 人际互动与组织识别115

三、 人脸识别的政治化效应117

四、 人脸识别社会的自闭症效应118

第七章法律与自由主义技术伦理的嬗变120

一、 近代自由主义的技术伦理120

二、 新技术时代的自由主义伦理危机124

三、 自由主义技术伦理的再造128

第八章知识产权全球化：现代转向与法理反思130

一、 历史机器：现代知识产权的诞生130

二、 从原子到比特：互联网革命与当代知识产权142

三、 全球知识产权美国化：谁之正义性145

四、 知识产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战略抉择154

第九章从GATT到WTO：全球化与法律秩序变革164

一、 GATT vs.WTO：从“内嵌性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164

二、 法律霸权：从互惠模式到总交易模式167

三、 第三次工业革命：虚拟产权与新型资本战略169

附录一：人工智能范式与“三个世界”的立法使命172

附录二：人工智能技术的政治性176

参考文献181

后记194

本书是国内一本讨论信息革命与全球法变迁的学术专著，鉴于当前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这一专著可以满足法学和其他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需要。

余盛峰（余成峰），清华大学法学博士，美国康奈尔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曾任《文化纵横》杂志执行主编。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比较法与数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