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史概要》一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总结《诗经》研究史的著作。该书将《诗经》研究史分为先秦、汉学(汉至唐)、宋学(宋至明)、新汉学(清代)、“五四”及以后等五个时代，从介绍《诗经》的基本概念及《诗经》研究的基本知识入手，对各个时期《诗经》研究的各家各派及其代表作，有重点地予以评述，见解新颖、论据翔实。自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以来，它即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已进入公共的学术文献库，成为这一领域的必读书目。然本书自初版后，再未加印过，许多读者搜求无方。有鉴于此，我们愿重版此书，以满足读者的需求。这一想法得到了作者的大力支持。

由于此书的公共性，此次增注，不改变原书的面貌，只对原有带有时代色彩的观点及文字上的疏漏等，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补充说明，并增加相关评论。这样，既可以保持原书的经典性，又有新内容。序

《诗经研究史概要》是二十五年前出版的旧作，1982年在中国大陆出版，1993年台湾出版繁体字竖排本，现（2007年）出版增注本。

《诗经》是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典籍，《诗经》学是古代中国的显学，现代世界汉学研究的热点。清理《诗经》学的发展过程，继往开来，加强海内外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是发展现代《诗经》学的必要条件。《诗经研究史概要》撰述的目的，是试图为《诗经》学史梳理出一个线索，勾勒出一个轮廓，初步评述主要的学派和名著，从而抛砖引玉，把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一步。

本书原于一九八二年由中州书画社出版，初版只印行四千四百册。据著者所知，日本的书店一次就购进五百册，再购时已销售一空了。十年来，大陆的许多书刊对这本书作了评介和推荐，各大学的研究生作为必读书。但是，大陆的图书发行陷进一个怪圈，学术著作的出版和重印都十分艰难，这本书一直未重印。听说海内外需要此书的学人竟辗转相托复印，使著者深感惶惑不安。

著者的惶惑是因为对本书并不满意，其理由有三：一是本书从收集资料、思考问题，到起草部分篇章，是在六十和七十年代，那时著者的“本职”是种地或饲马，正像一位老友的赠诗：“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可是资料实难完备，内容难免有所空阙；海峡对岸和世界各国的新成果，更难以吸取；二是《诗经》学包括文学、语言学、史学、社会文化学、博物学等方面，是全方位，多层面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本书评述的内容远远不足；三是本书于八十年代初整理、充实和定稿时，著者虽已回大学执教，大陆尚未改革开放，执笔行文，不能不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著者一直认为本书应该写得比现在的成书要好一些，它并没有多大的成绩，其所以受到一点推许，只不过是这个课题本身具有重要价值罢了。

几十年来，台湾和世界各国都有《诗经》研究的新成果。台湾学者治《诗经》学史的论著，质与量都处于领先地位。可惜两岸长期隔阻，彼此很少交流。台北国文天地社决定重排《诗经研究史概要》，出版台湾版本，在大陆以外地区发行，是推动学术交流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借这个机会，著者也得便将本书作了适当的修订。为此，谨表谢忱。

著者在《诗经语言艺术》台湾版序言中曾说：“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是炎黄子孙的共同任务，台湾与大陆更应该进行学术交流。”愿我们学术界同仁加强联系，增进友谊，经常往来，选择适当的项目开展文化合作，把我们共同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把现代《诗经》学提高到新水平。

台湾版序

夏传才

一九九三年三月1982年版

序

《诗经》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社会史料和文化史料，研究《诗经》，在我国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

一定的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集中反映；同时，“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4页）。恩格斯指出：“在每一科学部门中都有一定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501页）经历了许多世代的《诗经》研究，也有自己的材料，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

任何科学研究，都必然继承前代的研究资料。《诗经》经过不同时代的人们，从不同的方面进行研究。经学家利用它发挥封建政治伦理思想，作为巩固封建制度的教科书。政治改革家通过它宣传社会改良主张，作为鼓吹政治改革的武器。文学家总结它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表现方法，推动文学的发展。史学家注重它的史料内容，用来考察古代社会生活及社会意识形态的演变。语言学家研究它的文字、音韵、训诂，写出一本又一本古代语言学著作。考古学家考证它的名物、典制，博物学家也没有忘记在这里留下痕迹的那些遥远年代的草木虫鱼，在各门科学史上应该占据的位置。两千多年积累下的丰富的研究资料，是我们的一份重要的文化遗产。

《诗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被推崇为经典，关于它的内容和关属的问题，各个时代各个学派的学者，都依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按照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艺术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因而过去的《诗经》研究，著述多至汗牛充栋，内容广至包罗万象，各家之说歧异纷杂，争论难决。面对这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初研读《诗经》的人，常感无从着手。

对《诗经》研究史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清理它的发展过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掌握发展的线索，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益的养料，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是建立当代新《诗经》学的必要条件。很遗憾，过去只有经学史中提供过一些零散的记载，近代胡朴安的《诗经学》就是初步综合这些材料的一本书，并没有超出经学的范围。五十年前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不论其观点和方法，还是资料的选择，距离当代我们的要求，相差都非常遥远。此外，还没有见到别的专著。建国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诗经》，取得很大进步，但对《诗经》研究史的系统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

1982年版序《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国家规定为政治伦理教科书，因此《诗经》研究以经学为主体。经学自然以宣扬儒家教义为基本内容，不能不严重地掩盖《诗经》的本来面目。但是，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经学经过几次重大的变革，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潮有所变化。在各个学派的斗争中，新起的学派为了驳倒旧的学派，最初也以一定的求实精神，对《诗经》的某些方面，作出一些符合实际或接近实际的解释，积累了一些不无可取的训诂、考证等材料。经学发展的几个阶段，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阶段是密切联系的，所以我们也按照这条主线，把《诗经》研究史分为五个阶段：

一、 先秦时期。春秋时三百篇最初流传、应用和编订，孔子创始儒家诗教。他的诗教理论，以及后来战国时孟子提出的方法论、荀子创立的儒家文学（学术文化）观，奠定了后世《诗经》研究的理论基础。

二、 汉学时期（汉至唐）。汉初，《诗》成为“经”。鲁、齐、韩、毛四家传诗，反映汉学内部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斗争。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的郑玄的《毛诗传笺》，实现今文、古文合流，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汉学内部发展为郑学王学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唐初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完成了汉学各派的统一，成为《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应该注意的是：六朝文学创作繁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以《文心雕龙》、《诗品》为代表的文学理论著作，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研究《诗经》，总结其创作经验，探讨其艺术表现方法。唐代自《毛诗正义》后，汉学的训诂、篇义僵化，唐代诗人们则继续着六朝对《诗经》进行文学研究的传统。

三、 宋学时期（宋至明）。宋人为解决后期封建社会的矛盾而改造儒学，兴起自由研究、注重实证的思辨学风，对汉学《诗经》之学提出批评和论争，压倒了汉学。朱熹的《诗集传》是宋学《诗经》研究的集大成著作。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集中宋人训诂、考据的研究成果，又初步地注意到《诗经》的文学特点，是《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元、明是宋学的继续。《诗集传》在几百年中具有必须信从的权威地位，宋学末流僵化而空疏。到了明代后期，在《诗经》音韵学和名物考证上，才取得一些成绩。明人诗话中也有对《诗经》的文学研究。

四、 新汉学时期（清代）。清人提倡复兴汉学，是以复古为解放，要求脱离宋明理学的桎梏。清初疏释《诗经》的著作宋学汉学通学，经过斗争，汉学压倒宋学。乾嘉时期的政治高压，产生了以古文经学为本的考据学派，对《诗经》的文字、音韵、训诂、名物进行了浩繁的考证。道咸以后的社会危机，又产生了今文学派，他们搜辑研究三家诗遗说，通过发挥微言大义，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新汉学内部又展开今文学与古文学的斗争。超出宋学、汉学以及清今文、清古文各派斗争之外的，还有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独立思考派。

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化，封建社会解体，清古文学、清今文学、宋学的残余，都在近代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冲击下，一齐衰亡下去。清人的诗话，如《姜斋诗话》、《随园诗话》中对《诗经》艺术形式的分析，却有较久的生命力。

五、 “五四”及以后的时期。早在“五四”以前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就以爱国主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来研究《诗经》。“五四”运动猛烈地扫荡封建文化，资产阶级在批判封建经学、恢复《诗经》本来面目的斗争中，起过战斗的作用。胡适是现代资产阶级《诗经》研究的开山人。古史辨派对揭示《诗经》的真相，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鲁迅、郭沫若都是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的奠基人。郭沫若是《诗经》今译的创始者，并且提出一个把《诗经》运用于古代史研究的科学研究体系。三十和四十年代的闻一多，在研究《诗经》的丰富著作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把民俗学的方法、文学分析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结合起来，揭示《诗经》的内容和艺术性，并且创始了《诗经》新训诂学。

从以上简略的发展轮廓可以看到，二千余年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一、关于《诗经》的性质、时代、编订、体制、传授流派和研究流派的研究；二、对于各篇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研究；三、对于其中史料的研究；四、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考证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研究资料的研究。在这四个方面，过去都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从孔夫子到闻一多，我们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批判地继承，把《诗经》研究提到我们时代最新的水平。

在《诗经》研究史上，每个里程碑都是集几百年各派研究之大成，并且反映它们时代学术研究的新水平。朱熹的《诗集传》到现在，又是八百年了。这八百年中，《诗经》研究的上述四个方面，都有远远超过前人的进步。清代学者也有过集成性著作，那主要是限于一个学派的。“五四”至当代，《诗经》研究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当代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文艺学、文学史等研究领域，都有重大的科学成就，使我们能够在科学的基础上，综合所有的成就，集中人力，分工合作，完成一部新的集大成著作，建立我们时代的新的里程碑。

对《诗经》研究史的研究，是建立新《诗经》学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也非一时一人之力所可完成。资产阶级学派曾经说，两千年的《诗经》研究是一本令人望而生畏的“烂账簿”，读者“如堕烟海”，越搞越糊涂。这个论点，至今在国内外还有影响。如前所述，我则认为线索分明，有规律可寻，尽管卷帙浩繁又歧义纷纭，而各个时代都有各家各派的代表著作，可以作出适当的评述。这本书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够对开始研究《诗经》的青年同志略有帮助，面对那一架架《诗经》研究资料不至于茫无头绪，从而节约一部分时间和精力。

关于这本书的成书，还需要作一点说明。

青年时代，我是写诗的，比较喜欢《国风》纯朴无华又真挚感人的抒情风格。我认为要学习借鉴它的表现手法，最好的方法莫过于练习把它翻译为新诗，于是就开始试译。战争年代，炮火纷飞，试译就停止了。解放后教书，没开这门课，也只能在课余断断续续译一点。五十年代后期，我被下放到内蒙古草原，度过了漫长的岁月。在那与现实斗争隔离的日子里，我才能够集中精力学《诗》译《诗》。“祸兮福所倚”，这时我集中地系统地学习了马列、毛主席著作。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光辉，照亮了我生活和治学的道路，这也是我一生中研究《诗经》研究史的最难得的时间。伟大的导师使我明白：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批判地继承前代的资料，了解本学科的专门史，掌握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不熟悉《诗经》研究史及其丰富的资料，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古代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知识，没有对文字、训诂、名物的科学考证，凭臆断来译《诗经》，常常无异于画梦。所以，我开始学习古代史，研究《诗经》研究史，零零碎碎写出一些札记。这本书的前九篇文章，初稿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党的三中全会使我获得新的解放，恢复工作以后，除了本职工作，我又先后开了《诗经研究》选修课和《古代文论》专题课，结合编印讲义，把过去的残篇充实整理成文，又补写了后面的五篇。其中几篇已分别在几个刊物发表，现在结集成书。

这本书名为“概要”，是说这十四篇文章按时代先后排列，可以看到发展的大概轮廓，评述了其中的主要著作和一些重要问题。因为最初是当一篇篇独立的文章写的，结集成书时，虽对几篇发表过的文章作了删补或改写，仍难免阙漏或略有重复之处。在《诗经》研究史上，有许多问题历代意见分歧，也有一些问题学术界尚未曾论述，限于个人水平，难免述评失当或引注失察，欢迎批评。

在京与王亚平重聚，读他的诗“二十二年归队来”，一片赤心向党，我深有同感。去年他书七律一首寄赠：

渭北初识正华年，新都近聚鬓霜添。1981年亚平写成条幅赠我，首联对句是“首都近聚额纹添”。后来，在《野草》诗刊发表并收入《两地书》出版，题《赠诗经专家夏传才》，这一句作了修改。今依作者自己的改正。

文山诗海探索远，雪地风天行路难。

不使才力付流水，独抱经骚苦钻研。

忽见窗外曙色现，飒然跃马向中原。

“渭北初识”指一九四一年在西北共事时，我那时开始试译《诗经》，于今四十年矣。岁月蹉跎，治学无成，感慨系之，因录旧作《长相思》一阕奉答：

血满衣，泪满衣，

五更阑珊梦依稀，

肝胆有谁知?

穷不息，病不息，

眼底江山镜里丝，

时闻战马嘶。

诗人刘章春节前寄赠七绝二首：

其一

无酒无花过小年，晚来难禁北风寒；

高龄诗友今宵访，顿觉春光到燕山。

其二

昨晚先生访敝庐，清晨把笔寄君书，

高龄老翁行程苦，信到钢城人到无?

深夜长街，送别依依，情意绵绵，如在眼前，因答：

夜长读君《枫林曲》，芬芳满室泥土香；

忆否登车把手问，问君何时还故乡?

写诗，需要沸腾的生活；治学，需要安静的书斋。两年来，事务缠身，风尘仆仆，诗兴索然，学业荒疏，倘诗文俱废，如何是好？谨将这本书奉献给社会主义学苑，请同志们批评指正，鞭策我勿忘长进。

夏传才

一九八二年二月

序   （1）  

台湾版序   （8）  

1982年版序   （10）  

关于《诗经》研究的基本问题   （1）  

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概念   （1）  

三百篇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8）  

诗、乐合一和风、雅、颂分类   （14）  

三百篇最初的编订、流传和应用   （21）  

《诗经》和孔子的关系   （28） 

 一部诗歌选集的幸运和厄运   （28） 

 关于孔子删诗之说的争论   （29） 

 孔子整理《诗经》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和方法   （33）  

孔子的诗教   （36） 

 孟子说诗与荀子传诗   （41）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论   （41） 

 孟子诗说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44） 

 荀子创立“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观   （47） 

 孟子荀子对《诗经》研究的影响   （50） 

 汉学《诗经》研究的斗争和发展   （53）  

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诗经》   （53） 

 鲁、齐、韩三家诗   （59） 

 《毛传》和《诗序》中的几个问题   （62） 

《毛诗传笺》———《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   （69） 

 《毛诗正义》和汉学《诗经》研究的终结   （75）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衰落   （75） 

 《诗经》博物学的发端   （77）  

《毛诗正义》———《诗经》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80） 

 汉学《诗经》研究的终结   （83） 

 从《文心雕龙》到唐代诗人论《诗经》   （86） 

 魏晋文学对《诗经》的借鉴   （86）  

《文心雕龙》对《诗经》的论述   （88）  

钟嵘论兴、比、赋并重   （95） 

 陈子昂继承《诗经》优良传统的诗歌革新理论   （97） 

 李白、杜甫论对三百篇的继承   （98） 

 元稹、白居易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的新乐府运动   （99） 

 《诗经》在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中的作用   （102）

  宋学《诗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06） 

 思辨学风与《诗经》研究的革新   （106） 

 废序和尊序的论争   （109） 

《诗集传》———《诗经》研究的第三个里程碑   （114） 

 王柏的《诗疑》及其删诗问题   （119）  

《诗经》考据学的产生   （121）  

元明学术的空疏和伪《诗传》   （124） 

 宋学的继续———元代《诗传通释》   （124） 

 明代学术的空疏   （125）  

伪《诗传》及其影响   （127）  

《诗经》音韵学的开辟   （129）  

清代《诗经》研究概说   （132） 

 清初三大家与《诗经》   （132） 

 清初汉学的复兴与《诗经》   （140） 

考据学派和古文学的《诗经》著述   （142）

  今文学派说诗与三家诗遗说的搜集研究   （147）  

超出各派之争的“独立思考”派   （152） 

 经学没落与《诗经》研究的革新趋向   （156） 

 鲁迅论《诗经》   （161） 

 全面了解鲁迅评论《诗经》的科学体系   （161） 

 鲁迅前期关于《诗经》的评论   （162）  

对《诗经》一分为二的分析   （165）  

有关《诗经》的时代、编订及流传等问题的论述   （169）  

胡适和古史辨派对《诗经》的研究   （175）  

胡适和古史辨派   （175） 

 胡适———现代资产阶级《诗经》研究的开山人   （177）  

古史辨派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183） 

 郭沫若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190）  

《卷耳集》———第一本《诗经》今译   （191） 

 马克思主义《诗经》研究体系的创立   （195）  

《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中的《诗经》研究   （199）  

关于《诗经》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评价   （203）  

闻一多———现代《诗经》研究大师   （207） 

 丰富的《诗经》研究遗产   （207） 

 对《诗经》的总论   （209）  

《诗经》新训诂学的创始   （214）  

用民俗学的方法研究《诗经》   （219）  

《诗经》研究重要书目暨版本举要   （223） 

 附 录  评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   许树棣（236）  

名著研究史的研究   王学泰（242）  

评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   ［日本］大野圭介（244） 

夏传才先生《诗经》研究述评   林祥征（251）  

《诗经名著评介》第三集摘要   赵制阳（260）  

胡适《诗经》研究再评价    ———与夏传才先生商榷   孙雪霞（263）  

《诗经研究史概要》评述   洪湛侯（265）  

夏传才对现代《诗经》学的思考与贡献   陈文采（268） 

 用现代学术体系开启诗经学史研究    ———《夏传才〈诗经〉研究综论》第四章   张亚欣（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