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评估和重新阐释就是一种创新。这既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同时，将外国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联系起来，也是外国文学经典发挥其独特教育功能的表现。本书入选论文分别从历史到当下、从理论到应用、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重构到文本重释等多个角度，全面而又深入地阐释了外国文学经典的内涵、时代特征、国民教育和接受与传播等诸多议题，展现了独特而有新意的学术思想。

经典重估是时代的需要（开幕词）1

陈众议（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尊敬的各位同仁：

    时世变幻，风云激荡，而我们却齐聚一堂，谈文说学，这是何等奢侈，又何等紧迫。盖因经典重估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使然。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固然不是为了独善其身，但复兴需要文化支撑，因而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典谱系，以便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筑牢国家意识，培植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其次，近几十年由西方主导的批评范式已然意味着经典的“洗牌”、谱系的重构，即一些经典的非经典化和一些非经典的经典化过程。此外，西方的经典谱系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界限也已模糊不清。于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这对谁有利呢？也许是资本吧！当绝对的相对性取代相对的绝对性时，资本也便所向披靡，无处不在，无所不能：资本之外，一切皆无！

    然而，对西方送来的经典谱系，我们理应有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而非照单全收。这是因为文学经典终究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正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文学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世道人心最深刻、最具体的表征，也是民族文化最坚韧、最稳定的基石。这是因为文学是“加法”，一方面不因时代变迁而轻易浸没；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翻新和升沉。尤其是文学经典，无不为我们接近和了解古今文化和世道人心提供了鲜活的画面与情境，同时也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乃至个人心性的褒奖对象。换言之，经典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化精粹的集成。因此，走进经典是了解此时此地、彼时彼地世道人心的最佳途径。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指向各民族鲜活的脉动，而其中的经典（及其经典化或非经典化过程）恰恰是这些“变”中有“常”的灵魂。亲近文学经典，即沾溉了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的人类和民族的心脉，但同时也必然面临大到时代社会、小至个人好恶的取舍。

    作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我们的抱负建立在5 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工作首先是为了强健和发展文化母体的“拿来”。中华文明隆古至今延绵不断，生生不息，这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有恒有易，具通古今之变化，有纳百川之气度。面对困难和挫折，我们的祖先具有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精神，能够浴火重生；其坚忍不拔、易中有恒、恒中有易的伟大精神是无法否定的。而今，我们比19 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也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震古烁今的强国之梦。但是近代以降，西强“我”弱、惯性使然、文化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依然盛行，并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然而，文化自信无疑是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的基石，也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毛泽东思想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化合”。毛主席在青年时期曾求学于岳麓山下，而高悬于斯的朱熹匾上正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江泽民同志的“与时俱进”来自其青年时代就读的老上海交大校训。换一个角度看，不论少数政客如何聒噪，政治经济如何变化，只要中文还在，只要建立在中文基础上的经典还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同胞比血更浓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就不会消失。正像都德在《最后一课》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法语还在，法兰西将永远存在。”

    此外，在这个风云际会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文化自信当然不是我们曾经的故步自封，而是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优秀中国传统、中国风范：一切传承和借鉴终究是为了强健和发展文化母体的“拿来”，并再以其所孕育和托举的中国创造、中国道义惠及全世界、全人类。

    但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的扩展，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可谓史无前例，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也前所未有。这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建设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和发展的契机，但同时也冲击、消解着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取利驱弊、进退中绳地处理多元和核心的关系，既是历史对我辈国人的考验，又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总书记提出了令人感奋、掷地有声的“文化自信”，并于2016 年7 月1 日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的宏伟目标。在此，我取法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就文化多元化和核心价值观的某些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可能方法提出一得之见。

    首先，何谓文化？有关定义之多，不胜枚举。例如，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有大、中、小和上、中、下之别，有认识与实践或知行之说，有“看法”“说法”“做法”“活法”之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本人无意否定前人和同道的观点，却有意稍加规约，将可能之谓忝列其中，故视文化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审美观（尽管归根结底是价值观）。后者既是建立在以民族经典为内核、以外国经典为旁佐，二者相辅相成的人文理想基础上的优秀传统，也是我们民族进入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新时期所必须建构和守望的认同感和世界观。由是，国家利益和全球关怀的辩证统一将是我们的基本高度。这当然是一种概括的说法，不能涵盖文化历时性与共时性所呈现的复杂性。但是，设使我们将文化视为相对狭义的一般价值观，那么其多元也就意味着国人的价值观正处于发散状态。而所谓核心，也正是相对于一般而言。倘无一般，何谓核心？这是对核心价值观的一种合理反证。

    其次，文化的多元化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微信、微博、“二次元”审美等无疑是文化多元的见证，体现了不同个人、群体（性别、年龄、阶层等）的信仰与诉求。加之五花八门的新老媒体及各种表征，这世界确实充满了喧哗与骚动、自由与狂欢。这与我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相对稳定、单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其中的历时性冲击和共时性矛盾不言而喻。例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曾较为牢固地建立在乡情之上，这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故而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能够自足的“桃花源”式的小农经济被很多人当作理想境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都不像中华民族这般依恋故乡和土地。再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以至“落叶归根”成了我们先人的终极追求。

    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儒释道侠、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涵括，但它们的共同载体却只有一个——中文。

    当有人问及前辈钱锺书先生缘何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回国时，他的回答居然是：因为中文。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护和丰富母语无疑是我们创造性地转化与创新性地发展优秀文化传统的出发点。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我们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我们永远不能像纪伯伦所说的那样，因为走得太远，以至忘却了出发的初衷。

    回到文学经典，无论“兴”“观”“群”“怨”，还是陶熔诱掖、熏浸刺提，修、齐、治、平的家国情怀和人类关怀始终都是中华文化及其人文精神和大同理想的出发点。反言之，若国家没有富强，如百年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叙利亚，何谈大同理想？！家国情怀必须建立在有形无形的经典基础之上。但是，我们的“四大名著”和鲁郭茅、巴老曹以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正在被边缘化。这是文学经典一次悄无声息地“洗牌”的结果。何也？何如？何果？这正是我们亟待讨论的。

    就近代西方而言，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次经典的“大洗牌”，它凭借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喜剧的拥抱，颠覆了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于是，酒神精神使喜剧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首要题材，而宗教神学的“广厦”在成千上万名喜剧观众的嘎嘎笑声中轰然坍塌。但在19 世纪，浪漫主义对悲剧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青睐再一次改变了文学的发展向度，悲剧精神再次被唤醒，莎士比亚悲剧、塞万提斯小说被重新发现并定于一尊。后来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固然更为复杂，但文学这个由“文”与“学”组成的偏正结构犹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一而二、二而一，通常很难截然区分孰因孰果、孰先孰后。创作思想、创作方法可以改变批评理念、批评范式，反之亦然。二者的关系可谓水乳交融，剪不断，理还乱。

    此外，从学科史的角度看，外国文学同现代中国文学本是一枚钱币的两面，难以截然分割。首先，“百日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等）取法“托洋改制”的“体”“用”思想是改良派取法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托古改制”）思想的一个显证。严格地说，1898 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也是我国第一次自主引进外国小说，从而与严复、梁启超和王国维等人殊途同归。严复与梁启超于“百日维新”期间倡导中国文学的改革路径应以日本与西方文学为准绳。严复提出了译事三字经“信”“达”“雅”，而且亲力亲为。“信”和“达”于翻译不必多言，而“雅”字不仅指语言，还应包含遴选标准，即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王国维则直接借用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创作了《〈红楼梦〉评论》。其次，是“五四运动”。关于这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党史明确视其为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发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同时，它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分水岭。故而，“五四运动”又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如果说“百日维新”取法“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五四运动”显然是更为明确的“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了。此外，“五四运动”以“忧国感时”“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强化了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在评论陈独秀时就曾说过，陈独秀对“五四文学革命”做出了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了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合成了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五四运动”以降，外国文学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快速改变了中国的文学生态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文学的认知，起到了除旧布新、引领风气的功用。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正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批中国作家参与了外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其中就有胡适、鲁迅、茅盾、周作人、刘半农、郑振铎、赵元任、李青崖、谢六逸、沈泽民、张闻天、夏丏尊、陈大悲、欧阳予倩、陈望道、李劫人、王鲁彦、李霁野、宋春舫、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巴金、周立波、穆旦、沈从文、丁玲、冰心、艾芜、萧军、萧红、端木蕻良、路翎、冯至、周扬、卞之琳、李健吾、贺敬之等。总之，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已然难以截然割裂，而且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迁势必伴随着经典的重估，反之亦然。因此，重估和守护中外经典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经典重估主要是为了我们的国民教育。

2017 年7 月8 日

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双年会综述1

彭青龙（上海交通大学）

    2017 年7 月7 日至10 日，由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承办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双年会暨“外国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100 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270 余名代表参加了这一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会议采用大会发言、主编对话和分论坛讨论三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上海交通大学彭青龙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吴晓都研究员分别主持开幕式和闭幕式。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陈众议研究员在开幕式上以“经典重估是时代的需要”为题作了重要讲话，副会长郑体武教授在闭幕式上作了总结。会议期间，有22 人作了发言。192人提交了会议论文，并分别在14 个分论坛上进行了交流。大会发言主要围绕“外国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这一中心议题展开，就外国文学经典内涵与时代要求、国民教育、交流和传播等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外国文学经典的内涵与时代特征：从历史到当下

    在人类历史上，经过岁月洗涤的优秀文学作品渐成经典并被广泛阅读，它们以各自独特的艺术形式，向世人展示了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个体生命体验和族群想象，其中不乏超越个体、民族和时代而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因和精神。这些散发着“经典能量”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历史生成和时代向度不断勾连的阐释中播撒着新的意义，而且在跨学科和跨国界对话和交流中传递着新的能量，因此我们要亲近文学经典，并在重温经典中体会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然而，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总是在艺术审美和权力话语的张力中此消彼长，在熠熠生辉和黯然失色的转换中体现经典内涵和时代要求。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重新评估，不仅关乎个体阅读的审美体验，更关乎当代国民教育。

    陈众议认为，“经典重估既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使然。首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固然不是为了独善其身，但复兴需要文化支撑，因而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典谱系，以便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筑牢国家意识，培植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其次，近几十年由西方主导的批评范式已然意味着经典的“洗牌”、谱系的重构，即一些经典的非经典化和一些非经典的经典化过程。此外，西方的经典谱系在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洗礼”之后，界限也已模糊不清。”在谈及西方文学经典时，他强调，“对西方送来的经典谱系，我们理应有肯定的否定和否定的肯定，而非照单全收。这是因为文学经典终究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是民族认同感和向心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在“文学经典的恒定要素与时代需求”的大会发言中呼应了陈众议的观点。一方面，从经典化的过程来看，他认为，“经典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在人们的阐释当中不断发展的，经典必须是动态理解，而不是静态理解”；另一方面，从恒定要素的视角，他又把经典分为三个层次：文本型经典、时代需要型经典和读者决定型经典。他指出：“一个经典文本必须包括细节、场景，必须包括时代性、地方性知识，必须是以哲理性为主，而不是以道理性为主，所以凡是讲道理的作家都不是好作家。”在发言中，他以中外名著《红楼梦》《烟草经纪人》等为例，试图论证时代需求对经典生成的影响，认为“如果不适合这个时代，不符合这个时代人们的审美愿望，不与社会需求、经济需求相适应，也不会成为经典”。他充分肯定人文学者、翻译者和读者的作用，但也呼吁中国外语界的同仁要重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提出中国的文学经典标准。

    上海外国语大学查明建教授在会上探讨了“20 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经典谱系学”的生成过程和嬗变特点，并以此阐释了“话语机制与经典性播散”的关系。他在分析了从清朝末年到20 世纪80 年代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之后，进一步指出，“不同的经典谱系是各种各样的权力形式和权力关系构建而成的。这些谱系中所叠合、所交集的部分就是共同的经典或者相对恒常的经典，20 世纪的中国正是通过翻译、评论、文学史编写等方式，建构了一套繁杂多元、动态演变的外国文学经典谱系。这套经典谱系是不同时代的文化需求与主流话语推动、文学观念嬗变与文学风气、政治功利化利用与文学性吸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中国文学世界性追求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20 世纪外国文学经典谱系的形成与演变中，不仅可以看出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跨语境旅行与本土化生存以及经典之普适性与经典性播散，还可以发现20 世纪中国文学世界性进程的曲折与复杂性。经典因不断翻译、不断借助重新语境化与跨文化阐释，而一次次获得再生，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查明建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中国与外国文学经典谱系生成与演变背后的动因有参

考价值。

    二、外国文学经典与当代国民教育：从理论探索到教学实践

    毋庸置疑，外国文学经典与当代国民教育的关系密切，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基础教育的外语课程标准和高等教育的外语专业大纲中即可明显看出。尽管在改革开放前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呈现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痕迹，但重视吸收世界各国优秀文化成果、提高国民素质的努力从未间断。近年来，面对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新民族主义思潮的碰撞，面对网络时代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浪潮的冲击，如何在众声喧哗中重新正确认识和评估外国文学经典、发挥其在当代国民教育中应有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吴晓都研究员在“文学教谕观之再认识”的发言中强调了文学经典的教谕功用。他认为：“重视文学的教谕功用不仅是启蒙时代以来的文化立场，而且是始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古典文论的思想精髓之一。‘左’倾教条主义的文艺观和形式主义的文论观一度僵化或淡化了传统的文学教谕功用观念，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粗俗地消解了文学教谕过程中本应包含的寓教于乐的审美愉悦内涵，形式主义所谓的纯文学内部研究又傲慢地排挤了文学本应教会读者洞察社会的人生经验与启迪，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这个经典意义的失效。”相反，通过文学教育能够重新找回文学艺术“给我们压缩了的逝去的生活经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程巍研究员的发言以“‘麦考利的孩子们’与英国殖民地英文教育”为题，通过讲述19 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代表英帝国在印度殖民地推行“东方教育计划”以及英国传教士在海峡殖民地、中国“通商口岸”和其他城市建立语言学校、开设英国文学课程的故事，指出“东方教育计划”的本质是文化殖民，是“以经典英国文学来教育殖民地当地社会高层的子弟，不仅使他们脱离印度本地语言、文字、历史与文化，瓦解其民族认同感，而且让其沉溺于17 世纪、18 世纪的英文经典中而失去现实感，与迫在眉睫的印度当代问题脱节”。这种“东方教育计划”在英国势力渗透的其他地区被不断地复制，以培养更多继承英国价值观的“麦考利的孩子们”，但“文化殖民并没有伴随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政治独立而经历‘去殖民化’，相反，它作为一种‘英文系传统’持久地流行于中国的英文系或者英语文学教育中，以至当这种‘传统’在英美遭到‘后殖民批评’的打击而面临分崩瓦解的时刻，它在其前殖民地，尤其是半殖民地却依然凭借‘英文系传统’的传统声望得到捍卫”。这一观点提醒我们，应该对西方所提出的文学经典保持警惕，建立兼顾中西且更加客观的经典谱系。

    湖南师范大学蒋洪新教授在“大学与经典阅读”的大会发言中指出：“大学从诞生伊始就与经典阅读息息相关，而现阶段，我国国民的阅读情况却不容乐观，阅读越来越偏向娱乐式、快餐式、碎片式。在大学教学活动中，经典阅读也在逐渐被边缘化。”他认为：“大多数学生面临着三个显著的问题：一是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二是经典在其阅读选择中的缺位；三是对经典的认识不足。”为此，他提出，要在调研的基础上，研制出英语专业本科生阅读参考书目，同时改革英语教学模式，提高包括经典阅读课程在内的教学质量。

南京大学王守仁教授在发言中从大学生通识教育的角度回答了为什么要读外国文学经典、读什么及怎么读的问题。他认为，“外国文学经典阅读是通识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张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通识教育模式。“通识教育是美国来的，其边界不是很清晰，概念、内涵、外延存在模糊性。我们在中国开展通识教育，肯定不是走美国的路子。应该让我们的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理念、价值观等，从而对我们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同时，要让他们主动参与，对这些传统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高度自觉的文化认同，塑造中国灵魂。通识教育完全可以和中国传统道德修养教育接轨。”要着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道德审美辨析能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批判性的阅读，要相信读者的判断力。国民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必须面向未来。外国文学经典是过去的作品，因其具有普遍性和当下性，所以可以穿越时空隧道，并隐含未来指向性。经典是从远古走来，向未来奔去，能够像探照灯一样照亮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能够照亮未来的作品，可以给人以启迪。具有深刻思想性的外国文学经典作品才能进入我们的国民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彭青龙教授的发言围绕英语专业学生核心素养与文学经典而展开。他提出，态度、价值观、知识、能力和工具是核心素养的五个要素。从学科专业的角度看，大学生应该具备体现专业本色的基本素养，凸显人文底色的学科素养，展现社会成色的跨学科素养以及贯穿素养教育过程、彰显工具特色的超学科素养。依据三年的问卷调查，英语专业学生的经典阅读量严重不足，这是制约他们提升核心素养的重要原因之一。他认为，要通过改革教学模式来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进而促使学生广泛地阅读经典作品，尤其是阅读那些有利于健康生活、审美励志以及有利于培植家国情怀、心系人类和胸怀世界的文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郭英剑教授认为，在外国文学经典重估与国民教育中，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体作用。上海师范大学朱振武教授也通过文学经典翻译的案例教学，强调了文学经典阅读对于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性。

    三、外国文学经典的传播与接受：从宏观到微观

    外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传播和接受是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外国文学经典的热情不减，出版了很多专著，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从研究成果看，论著大都集中在外国文学经典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上，而有关中国文学经典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这一状况正在得到扭转。

    上海交通大学王宁教授的发言以“中英文学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为题。他充分肯定了大卫? 霍克斯的英译《红楼梦》之独一无二的经典地位，认为“它真正进入了英语世界的流通渠道，达到了中国文学在西方世界独领风骚的境地”。同时，他对主编《欧洲文学史》和《英国20 世纪文学史》的中国学者赞赏有加，前者“把17 世纪的英国文学放在一个更宏大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并不时地将其与中国文学相比较”，而后者“堪称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出发，重写外国文学史的一个有益尝试”。他指出：“中国读者对英国文学的了解要大大地多于英国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英国文学史上所有重要的作家，甚至包括不少二流作家的作品都有中文译本，相比之下，古今中国文学的一些一流作品却没有完整的英译本。”这一不平衡现象，一方面为中英文学关系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在实施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战略时，应将重点转向这方面的译介和传播上，以便改变这种相对单向度的文学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梁展研究员的发言——“全球史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未来”令人耳目一新，其启发意义在于研究视角新颖，颠覆了世界史中国别写作的传统方法，转而采用“全球史”的新范式来“连接性”地考察历史运动或思想潮流在同一时间、不同地区的影响。他认为，“全球史”研究对世界文学研究的启示有三：“其一，世界文学研究应当扬弃注重国别文学研究的旧范式，追求各个民族文学的内在和外在关联性；其二，放弃旧有的传播学方法论，将特定的、具有全球性的民族文学现象更多地视为由本土传统出发对同一普遍文学现象的丰富和补充，而不是后者对前者单纯施加影响的结果；其三，在全球文学现象的普遍关联中寻求本民族文学的特质，而非将本民族文学现象简单地视为主流文学现象跨越不同的地理空间对他者造成影响的论据”。这些观点对于世界文学研究的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京大学何成洲教授的发言围绕莎士比亚、易卜生与奥尼尔在当代中国的影响而展开。他从跨文化戏剧，尤其是戏剧改编演出的角度，试图阐释跨文化戏剧的文学性和表演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被改编演出的戏剧都会衍生出语言、文化的混杂性和政治性问题，在理论上无法摆脱后殖民话语体系的束缚。借助世界性理论可以为跨文化戏剧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开辟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他强调：“跨文化戏剧是演出和文化事件，具有革新性和能动性。改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外国戏剧经典被本土化，必须服务于中国观众和社会的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邱雅芬教授发言的主体是一个个案研究成果。她以《论语》在日本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尤其是近现代时期的研究、传播和接受为依据，认为“它是东亚社会最重要、流传最广的经典”，如日本当代著名学者安富步所言，它是“最上至极宇宙第一书”。安富步的《论语》阐释之所以值得推崇，是因为它是“发自灵魂的解读”，让“《论语》自己述说自己，是对《论语》伦理学本源的回归”，也说明了中国文学经典有“超越时空、超越国界的生命能量及其现代意义”。

    四、经典重释：从文学理论到文学文本

    外国文学经典因其独特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一直在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也会因历史语境的变化而被重新阐释，从而获得新的意义。近年来，不仅经典文本本身被重新阐释，文学史上的各种经典文学理论也在科学新发现、认知新进展的背景下被赋予新的内涵，展现出思想和方法创新的图景。北京大学申丹教授以“双重叙事动力：不同种类的互动与经典内涵的挖掘”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她认为：“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开始，批评界仅仅关注叙事作品中的情节发展，而在不少经典作品中，实际上存在双重叙事运动，即在情节发展后面，还存在一种贯穿文本始终的‘隐性进程’。这一明一暗、并列前行的两种叙事运动互为对照、互为排斥、互为补充，在矛盾张力、交互作用中表达出经典作品丰富、复杂的主题意义，塑造出多面的人物形象，创造出卓越的审美价值。”在分析经典作品，如卡夫卡的《判决》、曼斯菲尔德的《巴克妈妈的一生》、凯特? 肖邦的《一双丝袜》等文本的基础上，她还提出了“互补”和“对立”大类下的小类区分。这些具有创新思维的叙事学理论对挖掘文学经典内涵的丰富性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对文体研究、认知研究和翻译研究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方法有启发意义。

    浙江工商大学蒋承勇教授的“从‘实验小说’到‘现代主义’”的发言聚焦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概念和文学现象，并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阐释。他从梳理“实验”概念的内涵入手，将左拉之文学“实验”观念及文学“科学化”主张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实验小说”之“实验”观念旨在颠覆传统、不断创新。在“实验”观念所开启的“反传统”思想立场与先锋姿态方面，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息息相通，但其“反传统”的先锋姿态绝不意味着与文学传统的“断裂”。这一洞见对于深刻理解二者之间的连接性和差异性有学术参考价值。

浙江大学聂珍钊教授的发言“从口头文学到脑文本的思考”围绕重要学术概念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阐释。针对口头文学只是经过口耳相传的文学而没有文本的说法，他指出，所有的文学都有文本。口头文学也有文本，即脑文本。脑文本以人的大脑为载体，是人类在发明书写符号以及纸张之前存储信息的文本形式。他强调，没有脑文本，人的概念无法产生，人的伦理道德不能形成，人同其他动物就不能区别开来。脑文本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体现人的思想。

    上海外国语大学乔国强教授在发言中对学术前沿的重要概念进行了有益的阐释和解读。他以“‘公共领域’与‘革命批评’话语——论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中的政治性”为题，解读了“公共领域”的内涵。他认为，伊格尔顿的这个概念“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象征”，特指一直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普通民众。伊格尔顿用“公共领域”来隐喻政治意识形态，而这种“政治性”在他的论述框架中又指向与专制政权直接作斗争，即文学和文学批评从属于这种斗争的“革命话语”。

    上海交通大学都岚岚副教授在题为“经典阐释与重估：酷儿理论文学批评的路径”的发言中指出，酷儿理论是一种后解构主义理论，其研究对象不局限于同性恋和跨性恋，而是包括所有在文化上处于边缘的人，其价值在于概念的流动性，拒绝单一、固定的意义，并与性别、种族、阶级、宗教等多种社会标识叠覆。在酷儿理论的观照下，可以对莎士比亚、伍尔夫等作家的经典作品进行富有新意的阐释。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教授的发言——“重访‘斯诺命题’：论麦克尤恩《星球六》中的两种文化”也颇具新意，他认为，麦克尤恩的《星期六》被批评界普遍定性为“9 ? 11 小说”，但“9 ? 11 事件”及其喻指的“政治”命题绝非小说的终极旨趣。在更深层次上，《星球六》暗藏的是“两种文化”，即神经外科医生佩罗内所代表的科学与诗人黛西所代表的文学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它对横亘在两大学科之间的“斯诺命题”进行了独特的艺术书写。清华大学王敬慧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杨明明教授在发言中对经典小说和断代文学现象进行了新的评价和阐释，前者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同时结合中国天道、地道和人道的思想对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进行了解读；后者以比较的方法，试图对俄罗斯启蒙时期的文学进行新的评估，挖掘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价值。

    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对外国文学经典进行重新审视、重新认识、重新评估和重新阐释就是一种创新。这既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此外，将外国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联系起来也是外国文学经典发挥其独特教育功能的表现。来自不同高校的学者分别从历史到当下、从理论到应用、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重构到文本重释等多个角度，全面而又深入地阐释了外国文学经典的内涵、时代特征、国民教育、接受与传播等议题，展现了他们独特而有新意的学术思想。正如郑体武教授在大会总结中所言，这是一届内容丰富的学术盛会，它必将对推动外国文学经典重估和当代国民教育发挥重要作用，并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目 录

经典重估是时代的需要（开幕词） ......................................................... 陈众议 i

文学经典重估与当代国民教育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双年会综述 .......................... 彭青龙 

外国文学经典阐释 ................................................................................................................. 1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聂珍钊 3

双重叙事动力：

不同种类的互动与经典内涵的挖掘 ............................................................ 申 丹 14

理论创新之于经典重估的必要性 ......................................................................... 蒋承勇 27

“公共领域”与“革命批评”话语

——论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中的政治性 ........................................... 乔国强 36

文学经典在当今世界的价值重估 ......................................................................... 郭英剑 48

从《三姊妹》看文学经典艺术特质的生成 ........................................................ 董 晓 54

吉卜林笔下的“土孩子”形象解读 ...................................................段汉武 邵佳俊 67

亨利是英雄吗？

——解读《永别了，武器》中弗雷德里克· 亨利的英雄梦想 ............. 胡亚敏 76

形式与思想的大熔炉：

《拼凑的裁缝》的经典内涵 ............................................................................ 王松林 88

当代文学经典化理论的演变

——从布尔迪厄到卡萨诺娃 ......................................................................... 芮小河 97

语言的自我消解与现实重构

——谈《四个灵魂》中的历史书写 ............................................................陈 靓105

外国文学经典与国民教育.............................................................................................. 115

外国文学研究要做出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工作 ...............................................王守仁117

大学的意义与经典阅读

——关于制定《英语专业本科生阅读书目》的几点思考 ...蒋洪新 简功友124

普希金的创作与启蒙主义理想..............................................................................吴晓都133

经典重构与外国文学史教材建设

——马工程教材《外国文学史》20 世纪文学部分编写体例及特点 ....苏 晖142

启蒙与俄罗斯民族身份认同 ..................................................................................杨明明152

《源氏物语》在中国的教育和研究 .......................................................................黄建香159

外国军事题材文学经典与全民国防教育 ............................................................龙 瀛174

外国文学经典翻译、传播与接受 .............................................................................. 183

20 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经典：

时代话语、异质同构与互文关系 .................................................................查明建185

中国当代文学走进西方世界之挑战 .....................................................................何成洲197

中东欧文学中译的滥觞

——晚清民初的译介历史及其特点 ............................................................宋炳辉208

清教徒笛福笔下的中国 ...........................................................................................陈 兵225

古希腊悲剧经典的跨文化戏剧实践 .....................................................................陈戎女236

对国内汤亭亭研究的梳理与思考 .........................................................................王绍平246

论经典作品的出版与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

以《卡夫卡全集》德文版为例 .....................................................................卢盛舟256

xv

外国文学经典与多元文化.............................................................................................. 267

转型焦虑：

文化观念流变中的《心之死》 .......................................................................殷企平269

中国开放性文化体系与外来文化中国化 ............................................................刘建军280

民族精神的铸造：

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 .......................................................................................张 杰288

“一切文明和良治的最终基础”：

辜鸿铭驳阿诺德 ...............................................................................................程 巍298

美国小说的本土进程与多元谱系 .........................................................................朱振武323

反叛的幽灵

——马克思、本雅明与1848 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梁 展342

比较文学研究的多元文化视角

——以库切《等待野蛮人》文本阅读为例 ...............................................王敬慧369

论罗伯特· 勃莱诗歌中的生态共生与正义

——兼谈其与道禅生态观的契合 ...............................................耿纪永 王小浪378

重访“斯诺命题”：

论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两种文化 ........................................................尚必武390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理事会名单 .................................................................... 401

后　记 ....................................................................................................................................... 402

本书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十四届年会的论文集，这些论文的作者来自中国社科院系统和高等院校，既有资深学者，又有学术新锐。这些论文围绕“外国文学经典内涵与时代特征”“国民教育”“翻译与接受”“比较与交流”等多个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探讨，反映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水平与最新发展动向。

彭青龙，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外语学科评议组成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委员

教育部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协作组副组长

上海市高等学校翻译专业研究生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会会长

主要研究澳大利亚、文学比较文学、外语教育教学。

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大洋洲文学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