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北京是上至皇家、下至平民的共同生活空间。在这座流动性和分割性都十分明显的城市里，达官显贵以及普通百姓都选择宗教信仰作为主要的精神寄托。 由此，作为宗教信仰主要活动场所的寺院便成为明清时期北京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作者以北京佛寺、道观甚至教堂等作为切入点，在详瞻的史料基础之上，以其超乎寻常的史料驾驭能力，始终围绕寺院与城市生活这个主题，从公共职能、节日庆典、商业功能以及城市融合等诸多方面，把寺院与城市生活的互相影响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多年前,当我开始从事这项研究的时候，我想把对中国民间宗教和我所熟悉的华北地区的研究兴趣从教派传统中分离出来转到更为普通的信仰和活动上面，并决定把主题确定为北京的寺院，仅仅因为我的一个朦胧想法，而我却没有意识到工作量会如此之大。中国的档案是传统意义上的原始资料整理，并非综合性叙述，这是不断形成更多新成果的一种途径，强调北京皇家的过往历史是以损害当地社会历史为代价的。其结果导致了一个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历史没有存在于任何语言之中。直到最近，专门研究中国的论文才开始变得丰富起来。



这类论文仍然集中于这些主题：市场、交易、节日、宫殿和景点。用英文阅读的读者会发现相关的文章还是很少的。曾有一些关于1900年以前北京历史方面未公开问世的著作，特别是盖杰民（James Geiss）博士(1979)、崔艾莉（Alison Dray Novey，1981)以及乔安妮·维克兰（Joanne Wakeland，1982)的论文。史大卫（1989）关于北京20世纪20年代政治和生活的著作是我所能见到有关20世纪城市研究的著作中最好的一部；史明正（Mingzheng Shi）、董乐民（Madeleine Yue Dong）、白恩奇（Richard Belsky）和索菲亚·李（Sophia Lee）在近期撰写的论文以及其他正在进行的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有关中国其他城市的学术研究虽然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但鲜有涉及社会或宗教历史方面。芮沃寿（Arthur Wright）和牟复礼（F.W. Mote）开创了用英文书写中国帝都历史的先河。二十年前，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提出了一个有影响的分析架构，即比较城市和它们在城市网络（urban networks）中的位置，在1800年前，大多数中国城市与它们在欧洲的对手（如果不是日本的话）相比，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它们仍然保持着替补的角色。幸运的是，罗威廉（William Rowe）在两本关于近代早期汉口的著作中所做的分析表明：宏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使得一座城市在18、19世纪必须探索城市事务的管理，制订城市社区的发展规划。其他用多种语言所进行的城市研究，包括中国台湾的鹿港，帝国中心的扬州、苏州和上海，以及北方的济南和天津，都有助于为理解近代之前中国城市打下知识基础。

欧洲、日本和北美的历史学者已经提供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有关众多城市中心丰富的描述，但是与我们所了解的伦敦、巴黎、纽约和东京相比，有关中国城市的原始资料显得相对缺乏，其二手资料也是不完整的。尽管这对于那些希望本书能够提供新的有关比较城市发展跨文化理论的读者来说，可能会感到失望，但我希望至少能把北京加入城市区域研究的目录之中。这些城市区域漫长的社会和文化历史，对于广大的读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本书起始于明代第三位皇帝重建北京的15世纪早期，结束于外国人占领北京的1900年。因为在这五个世纪中，北京是帝国的首都，这个事实使得学者们会用帝国的历史来取代城市的历史。当然，皇家的世界是北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本书的一个目的是通过研究城市生活中的其他方面，把皇家的北京放在一个更好的角度上来进行观察。不同方面的相互作用、竞争和彼此渗透在我们的故事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虽然我不敢断言北京与其他任何城市一样，但是对于北京的非皇家领域（nonimperial dimensions）所给予的更多关注，将会比人们的期待显现出更多的共同点。



我尤其希望证明北京很适合探究城市生活中的宗教动态。长时间、近距离地观察一座城市的变化，将会扩大我们理解的范围，了解寺院在中国社会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证明宗教尤其是寺院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是这样，尽管这已经超出了我研究的范围。



在本书中，我还对明代（1368—1643）（*此处原书有误，应为（1368—1644）。）和清代（1644—1911）在北京是毫无缝隙的连续时期这种假设提出质疑。这个没有变化的帝国首都的当代普通画卷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政治变化通常伴随着激烈的社会裂变。在15世纪早期，当明朝在更古老的遗址上营建北方都城的时候，一种断裂就已经存在了。另一个断裂始于1644年,当这座城市成为清朝的首都时，当地居民戏剧性地被外来者所取代。为了标记这些时刻，我以1403年为始，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把1644年作为讨论的一个重点；为了强调这种断裂，我采用的是本土王朝的标签（the indigenous dynastic labels），而不是用通常所说的“晚期帝国”(late imperial)这个术语。1900年，外国军队占领北京长达一年之久，这个时间表明北京与过去有了一个“并非十分重要”的分离，但足以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可以结束这个故事了。



从1400年至1900年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的“近代早期”（early modern），我使用——而且是谨慎地使用——这个术语，以强调这个时段与20世纪的发展相关联（虽然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发展并非并驾齐驱）。在本书中，这种发展，特别是19世纪建立起来的新机构和动员习性将得以概述。但是在1900年后，这种发展偏离了原有的轨迹。然而，我还是希望可以说明，在20世纪前半期，这种认识——北京无可争辩地是非现代的，并且实际上代表了典型的古代都城——是如何形成的。



研究最后一个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城市生活，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是现存资料的性质。在清末以及随后的共和时期（即1870年后），文献资料得到改进，然而，报纸在许多方面被视为一个向现代转变的原动力，来到北京也不过是20世纪初的事情。西方的历史学家想当然地认为，1900年前识字在中国并不普遍，不足以产生大量各种私人资料。因为北京是首都，所以某种程度上关于它的档案更为丰富但也更歪曲。



在20世纪前，绝大多数的北京当地人没有留下书面记载：没有日记，没有信件，甚至极少数的商业或机构的文件也无从找寻。早期的文学小册子没有被保存下来，在1900年前也没有杂志。大部分能够描写这座城市的人不是永久的居民，但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精英，他们因为经商、科举或做官而不定期地来到首都。在保留下来的他们的著作中，有关北京的参考资料虽然为数众多，但大都是零散而无系统的。



北京没有单独的市政府。管理这座城市一部分的两个县衙也没有档案保存下来，没有任何其他专门署衙日常活动的档案；事实上，北京没有警察、法院或税收的文献。我们缺少关于清代负责居民的城市监察官的档案，有关步军统领衙门的零碎档案只能追溯到19世纪晚期。



有些清代的档案来自府县，虽然它们的职责在名义上隶属于北京，但几乎没有人关心首都。有关县和府的历史资料是很少的，包括在它们的辖境内无法把城市居民与郊区和农村居民区别开来。直到20世纪头十年，因为实行新政，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



以北京作为总部的全国政府，在明清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只有极少数原始文献是17世纪中叶以前的，大部分是关于接下来两个半世纪的资料。但是，在这些大量文献中，关于这个首都的资料只有一小部分，而且没有单独归档或编制索引。唯一的办法就是查找包括清代北京居民在内的司法案件，例如，在国家政府部门处罚的上百宗案件中会偶尔碰到，这些文献是按照发生时间顺序排列的，是没有索引的档案。在已经出版的官方文献中，有一个类似的发现，即在清代没有关于这座都城的单独汇编。



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有关粮食价格的报告是由知县按月编撰的，而北京的报告是单独提交并且鲜有保存。就这样，关于北京的史料被淹没和散落于一个庞大帝国的历史之中。



虽然有关于17世纪40年代从东北迁来的旗人历史的有价值原始资料,但是这些文献把京师城内和城外的居民混杂在一起了。 即使人数众多的皇族成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被认定为北京居民，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们实际上居住于何处。正如李中清所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相当大的努力，才能从这些史料中追溯到有关社会和文化的信息。



基于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可以更明白的原因，描写北京生活的绘画和文学也是非常少的。这座城市很少再现于画面上，正如我们在东京或巴黎、伦敦或费城所能够看到的那样,在数个世纪中我们无法看到北京自然变化的效果。绘画作品是由皇帝授权的，主要描绘的是在宫廷和苑囿里的私人活动；即使北京出现在绘画作品上，也只能显现在画面的边缘上，迷失在薄薄的雾霭之中。没有模仿长江下游城市苏州的明代画册和清代木版画，北京没有类似日本那样的以城市风光为题材的风俗画。直到1860年，外国摄影师才出现在北京，中国摄影师的出现还要更晚一些。1900年后，外国旅行者还是相当少的。也没有人转向从事丰富而有特色地描写北京城市生活的小说创作之中。只是在19世纪，才有人发现一些作品可以笼统地被置于可以识别的同时代城市当中，而且直到20世纪，才有真实而细致地呈现北京的小说。



北京是如此不同于世界其他城市，而这些城市保存有大量的私家和官方文献，而且从一系列社会阶层的当地居民和旅客那里，可以勾勒出描绘日常生活的场景。正如读者在下面章节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文献中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好运或霉运的问题，而是直接承载了有关共性和个性的问题。由朝廷和中央政府控制的文字和视觉记录，反映了它们在这座城市中的庞大存在。那些受过科举应试培训的精英在著述中，给予大众和城市生活有选择性的关注，从而使得在国家精英的士大夫价值观念和未受教育的当地民众的种种受限制世界之间的紧张保持平衡。



幸运的是，这种情形并不完全是黯淡的。有许多史料可以用于研究北京的生活历史，我认为它们的专业内容和它们存在的事实是同等重要的。



本书利用了镌刻在大型石碑上的众多碑文，这些碑碣竖立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寺院中，为的是纪念建立寺院、重建寺院或其他特殊事件。这些碑刻的价值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可，对于我的研究也是极其重要的。



许多北京的“重要”石碑正文收录于清代皇家的实录之中；在20世纪40年代，仁井田陞和他的同事们非常细致地拓印了与这座城市其他专业机构相关的碑文；即使在今天，人们发现仍有许多石碑矗立在这座城市中。无论如何，1986年我在访问北京图书馆时惊奇地发现，它的古籍善本汇编拥有1500多种从这座城市征集而来的明清碑碣拓本，一些是20世纪30年代拓印的，其他的是20世纪50年代拓印的。由于大多数碑文不是出自著名书法家之手，极少数是与国家政治有关，几乎全部都是关于宗教事务方面，所以只有极少数学者对它们予以关注。自1990年至1991年，北京图书馆出版了100册一套的馆藏拓片汇编（这是在我的大部分国外研究已经完成之后），这样最终使得大部分碑刻资料能够更为广泛地被加以利用，它们一直是本书研究的必备资料。



这些石碑许多是受人委托而竖立的，在传统的历史记载中，这些人很少被提及——特别是太监和普通民众。



石碑的碑文表述的是人类与神灵的关系、义务劳动和公众的责任、正在记住和已被记住的，它们包含了各种集体行为。一些碑刻上列出捐款的总额和捐赠人的名字，有时达到数百人之多——有男性也有女性，有店铺和商行。除了这些资料之外，宗教组织的存在很难找到文字记载，这部分将在第七章和第十四章中进行探讨。



同样，我对当地和职业团体碑文的查阅超出了战时由日本研究者费力保存下来的那些碑文（我对东洋文化研究所已经出版的那部分资料表示感谢），并且表明，1980年在北京出版的那部分内容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碑文揭示了世俗和神灵在经济、政治、宗教等独立领域中的融合，通过它们，人们能够用图表来展示19、20世纪形成中的劳动生活（在本书的第十五、十六章中有更为详细的说明）。



我无法确定那些历史学家在从中国其他地区寻找类似史料时是否会发现它们要么数量如此之大，要么在来源上相类似。



有关北京风俗和名胜记载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在15世纪初，也就是我们故事开始的时间，就已经有人开始撰写散文笔记，能够收集到一系列用这种固定风格写作的文章，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这种风格一直持续着，一部文学著作旨在展现这座城市的外来者和当地居民。这些著作为我提供了许多关于这座城市建筑、景点、庙会、节日和市场的信息，这部分将在第八章和第十三章进行讨论。从应试举子的诗赋到外国使臣日记等游人的个人文献，则被当作补充史料来加以利用。



虽然几乎没有一种存在于其他城市（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各种资料的代替品，但这些石碑和旅行指南使得这本书的写作成为可能。当现有的史料把我直接引向我的目标时，我认为这就是北京的生活——反过来又产生了那些特殊的史料。本书强调的重点是北京的寺院——正如这本书所做的那样，不只是一本体现个人兴趣的著作，而且是一本反映北京生活某些方面的著作，这种生活是由其居民以永恒的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原始史料的特性和二手史料的缺乏，意味着这本书不得不把片段拼凑在一起，许多史料必然只能触及表面。此外，如果放置于长达五百年之久的全景画面中，演员个人是无法走到前台来的，百姓也消失在人群之中，个人的一生也会融入数个世纪之中。如果这本书有一个主人公，那就是北京自己。我的叙述来自城市各式各样的公众本身、其各种转变、其文化分量的获得以及人类情感的约定。                                                

目录


上册

致谢1

序言5

第一部分北京及其寺院
第一章了解北京
城墙和城门
山光和水色
第二章神灵与僧侣
寺院建筑
神灵之家
僧侣之家
第三章社区与公共空间
赞助人
寺院资产
控制
活动
休闲

第二部分明代的北京

第四章一个新首都
保存过去
城市重新安置
第五章皇家的北京
皇家领域
国家宗教
皇帝倡议
皇室妇女
宦官媒介
皇室资助的影响



目录


第六章城市群体
官员
乡绅
寄居者
会馆中人
僧侣
第七章明末圣会
政治
集体的虔诚
寺院圣会
朝圣
第八章游览观光
出游备览
郊区景色
城市景观
岁时年节
明代的北京

第三部分清代的北京

第九章1644年：分割和过渡
占领
调整
记忆
第十章皇家世界
紫禁城
郊区庄园
表现
国家宗教
皇室
皇帝
皇族
第十一章新的划分
统治帝国
统治北京
旗人
满人和汉人
第十二章重新统一
旗人之内城
汉人之外城
郊区
北京之节日









目录





下册


第十三章清代北京的名胜
方志和汇编
私人著作和指南手册
来自使团
对于游客们
第十四章宗教团体
为人熟知的神灵
东岳庙
朝圣和泰山娘娘
妙峰山
其他圣会
政府的影响
第十五章寺院与私人目的
家族
穆斯林
基督徒
藏传佛教徒
教门
会馆
行会、会馆和寺院



目录



第十六章寺院和公共目的
市场
娱乐
政府服务
私人慈善事业
政治
结语寻找老北京
1900年及其众多后果
古老的首都
北京的独特性？


附录一寺院数目

附录二碑文资料

附录三明清寺院的捐助

参考文献

索引

作者简介
韩书瑞（Susan Naquin），1944年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历史学教授。长期致力于清史研究，成就卓著，著有《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 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Shantung Rebellion: 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十八世纪中国社会》（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等。

译者简介
孔祥文，女，辽宁大连人，历史学博士，文化和旅游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华文史网编辑。长期从事清史研究工作，翻译并出版《甲午战争——一个意大利人的记述》（The China-Japan War: Compiled from Japanese, Chinese, and Foreign Sources），参与审校《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Saving the World: Chen Hongmou and Elite Consciousnes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