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由我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区域发展的人文因素”的最终成果。1997年，我曾经参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编写的第一本《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人类发展与扶贫(1997)》的工作。在该项目中，我参与提供了两篇背景报告。一篇是与林毅夫、李周合作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转轨时期的地区差距》(Soci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AnAnalysis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the Transi—tion Period)，一篇是我独自撰写的《中国人口：结构、动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China’s Population：Structure，Dynamics andlmpac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一些有关本课题研究的初步想法就是在那时形成的。在与林毅夫、李周合著的《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后果》一文中，通过对反映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进行一项技术处理，我们把全国总体的地区差距分解成东部地区内部差距、中部地区内部差距、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和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从这一结果我们发现，在总体地区差距的构成中，三类地区各自内部的差距贡献具有降低的趋势，而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起着越来越重要且显著的作用。当时我们想到，这种情形的发生一定是由于在东中西地区内部存在着某种共同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一定又恰好把三类地区区别开。由于我们是为撰写人类发展报告提供材料，我的初步猜想是某些人文因素起到了这种作用。于是我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申请了这一重点项目。 在进行项目研究的过程中，国家又酝酿实施西部开发战略，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和讨论。国家借助再分配手段实施西部开发战略，试图由此缩小地区差距，理论上的依据是地区间存在着增长趋势的趋同。换句话说，如果在某种条件下可以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快于较发达地区，则由国家出面创造这种条件，可以实现缩小地区差距的初衷。这些条件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就是那些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一旦具备了这些条件而出现的经济增长率趋同现象，就是所谓的“条件趋同”。 蔡昉 2001年11月

序 言
     为了实现祖国的现代化，“科教兴国”已成为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目标。近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知历经了多少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付出了多少代价。回顾人类近代化的历史，所有发达国家在走上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无不以“科教兴国”为其先行条件。英国是近代最早走上产业革命道路、实现市民革命的国家，在受压迫的英国中下层人民争取民主自由。推翻封建统治的时代，也是依靠划时代的科学革命，这种科学革命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现在我们仍然可以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看到英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伟大科学家的足迹。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校园里，一边是一幢古老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家詹姆斯·瓦特的名字命名的大楼；另一边是一幢以近代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命名的大楼，这正象征着一个国家要成功地走上近现代化的道路，实现国家的文明、民主和富强，必须以科学的发展为前提条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如人之双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也是为历史发展所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美国、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落后于英国，在它们追赶英国，为脐身于世界大国之林、免遭淘汰而斗争时，也是首先认真地向先进的英国学习，引进英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缩短其落后差距的。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不是在引进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去追赶发达国家的。然而在我国，往往侧重于引进属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技术、机械设备，以谋求工业化，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现代化，轻视甚至忽视培养建立现代社会科学队伍。特别是在原苏联模式的时代，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盛行，人文社会科学几乎完全失去了存在的位置，从而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社会科学”的名称是在19世纪以后才获得公认的地位的。在19世纪以前英国的大学讲坛上，一般都使用“道德哲学”这一名称。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抬头，“道德哲学”已不能涵盖资本主义各方面的发展，“社会科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通用的科学名称。社会科学在17——18世纪初得到了大发展。例如，霍布斯的《利维坦》问世于1651年；约翰·洛克的《政府论》，1690年；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1748年；卢梭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1755年；《社会契约论》，1762年。在经济学方面，魁奈的《经济表》，1758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年；休漠的《大不列颠的历史》，1754—1757年；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都说明“社会科学”是促进市民社会发展的新兴科学。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问题和劳资纠纷也日益显著，从而也就出现了表达不同阶级、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的著作，所以社会科学是历史的、社会的科学，因而必然也是具有阶级性的科学。
　　上面我们所列举的17、18世纪的几部经典名著，是受尽中世纪黑暗时代的皇权、神权和城市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而奋起求解放的中下层人民进行斗争的理论武器，它们都是寻求“人的解放”的科学指南。任何时代的进步的、革命的社会科学，都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作为经典的价值。社会科学的进步也仍然需要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扬弃和创新。
　　所有后进的包括19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在它们向先进国家奋起直追的时代，无不大力引进、消化和应用英、法等先进国家的社会科学。最近，著名经济学家萨缨尔森教授对一位日本年轻的经济学家说，“日本人勤奋，教育水平高，吸取别国长处的能力很强，只要回顾一下明治维新以来就可以看到，日本在各个方面都很好地从国外学到了很多东西，这很像19世纪的美国。”（见1999年11月23号《经济学人》。）事实上明治维新以来，明治政府的宣言中的“五条誓文”中就有一条“广求知识于世界，大振国基”。100多年来，日本被公认为世界“翻译大国”。直到今天，只要世界上有什么新的著作问世，不问其流派，不出一两个月日译本就出版了。特别是古典著作的翻译更是精益求精。例如，《资本论》的译本由权威专家翻译的先后就有五六种之多，其中的译者注释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译本。《国富论》的译本也是如此。古典文学、哲学等译本也是不断推陈出新，并以“文库版”的形式廉价出售，十分普及。经过100多年的努力，现代日本的社会科学已经屹立于世界之林。虽然日本的经济学家尚无人获诺贝尔奖，且是一个不足，但要知道日本原本是发展中国家，它要追赶发达国家，不得不全力以赴地吸取别人之长，使之本土化，以增强综合国力，当然就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有条件执国际经济理论研究之牛耳。何况像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并不真正代表现代经济学的最高权威，在评奖中亦有偏颇。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时期，人们无不痛感现代社会科学知识之不足，而来自21世纪的各方面的挑战，又亟需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科学知识。日本原为东方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有着更多的类似之处，经过100多年的努力，它的现代社会科学对我国有许多实际的参考价值。多年来，我们偏重于欧美，而疏于近邻。为了广求知识于世界，对近邻日本，我们更需要深人了解。

上编 股份公司发展史论的基本问题    引言    1 对本书主题的基本考察    1．1 考察的开端    1．2 前资本主义性质的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    2 股份公司发展史理论的各种类型    2．1 对问题研究史的概观    2．2 桑巴特型的理论及其分析    2．3 西尔伯施密特型的理论及其分析    3 作为前期性资本集中过程的股份公司发展史    3．1 集中过程中的“结合与支配”和各种公司形态发展的类型    3．2 股份公司形态发展史中由于前资本主义资本法则的特殊制约    　补论  1 船舶共有组合的企业结构    引言一、作为船舶共有组合基础的船舶共有关系二、作为建立在这种船舶共有关系上的公司制企业的船舶共有组合三、上述分析对问题研究史的意义  2 Joint-Stock Company与股份公司    引言一、Joint－Stock Company的基本特征二、Joint－Stock Company与股份公司的差别及其    　历史上的联系下编 股份公司形态的产生与发展    引言    1 股份公司形成的实体基础——关于大合股公司特别是先驱公司形态的几个实例    绪论    1．1 16世纪初南德意志商人的东印度公司一、南德意志商人在商业革命中的作用二、1505年南德意志商人团的东印度贸易    1．2 博登湖畔的大拉芬斯堡公司一、大拉芬斯堡公司的设立及其经营内容二、大拉芬斯堡公司的企业形态    1．3 图林根的洛伊膝贝格公司一、纽伦堡资本与图林根精铜工业二、洛伊膝贝格公司的设立与经营三、洛伊膝贝格公司的企业形态    2 热那亚的compera,特别是S．Giorgio的企业形态    2．1 问题研究史概论    2．2 S．Giorgio设立以前的热那亚的compera    2．3 Casa di S．GiorgiO的经营和结构    2．4 股份公司发展史上的corn，特别是S．Giorgio的意义    　补论 向偶发性的股份公司转变的其他事例    3 股份公司在荷兰的产生及其局限性    3．1 成为设立东印度公司先驱的各种公司制企业一、所谓先驱性公司的设立与合并情况二、先驱性公司的公司形态分析三、有关先驱性公司的若干概括    3．2 作为专制型股份公司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基本结构二、1622—1623年的所谓变革三、荷兰型股份公司    3．3 乌塞林克关于设立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企图及其意义一、引言——西印度贸易的历史意义二、乌塞林克设想的西印度公司及其结果三、补论——1674年的改组及其意义    4 英国股份公司形态的发展——以东印度公司的公司形态的发展为中心    引言    4．1 作为先驱公司形态的初期东印度公司一、伦敦（旧）东印度公司的设立二、分立企业制及其公司形态三、合股企业制及其公司形态    4．2 东印度公司向近代民主型股份公司的转变一、向民主型股份公司转变的展望二、1657年克伦威尔的改组三、查尔斯二世时期股份公司形态的最后形成四、与英国（新）东印度公司合并及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创立    ——乔赛亚·蔡尔德与托马斯·帕皮隆的对立五、南海泡沫及其后果

蔡昉，1956年生，北京市人。曾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兼任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著有《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合著）、《穷人的经济学》等。现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与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