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里不是我的城，那又会是谁的城？
香港与上海展现其外的是高效进取的金融中心，身处其内感受到的是浓得化不开的厚重历史。“上海和香港都是我的家。”多年来以“沪港小生”为名撰写专栏文章的资深传媒人士陈澍，穿梭于各大新闻事件现场，乐于分享圈中见闻，大至银行家故事，小到办公室电邮纷争，乃至沪港双城民生百态⋯⋯这些都是其笔下素材。

生于厮、长于此，双城故事，双城思考。本书分享了沪港两地其人、其事、其情，香港作为国际大都市，其医疗、教育以及居住环境究竟如何；新上海崛起的同时，老上海的传统是否已然沉寂；每个城市都印着自己鲜明的标识，其实谁都不容易。问你家在哪里？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如果不是李家城，那又会是谁的城
“李嘉诚”这三个字在香港有另外一种写法——李家城，意即香港好比是一座李家的城，这样的说法当然有些夸大，但也算是一种香港社会民意的体现。

在香港，李嘉诚和他的家族确实有着很大的实力，影响着数百万香港人每天的生活，从晚上回家开灯（香港的电力公司“港灯”有李嘉诚的投资）乃至去超市买日常生活用品（百佳超市、屈臣氏等都是李嘉诚控制的集团旗下产业），更不用提不少香港人每日工作、生活的办公楼、住宅，那些都是长江实业的物业。所以2014 年初当李嘉诚突然提出要为百佳超市寻找新主人的时候，香港社会哗然，一时间种种关于“李嘉诚欲撤资香港”的传闻、报道传遍大街小巷。

说李嘉诚想借此机会从香港撤资可能真有点耸人听闻，李嘉诚这点岁数，我觉得他本人是不可能退的了，正所谓落叶归根，难道李嘉诚非要等到这把年纪才开始盘算着移民欧洲，彻底和香港说再见？至于李嘉诚的家人，小儿子李泽楷刚刚完成对之前荷兰ING 集团在香港遗留的保险资产的收购，改名为富卫保险，雄心勃勃，誓言与其他在香港的老牌保险商一争高下。李嘉诚的大儿子李泽钜这些年则一直紧跟父亲脚步，李嘉诚说一，李泽钜不会说二，而事实上，去年李嘉诚见香港传媒时也曾暗示李泽钜会帮他打理李嘉诚现有的主要资产，而李泽楷则会受到老爸强有力的“现金支持”，做一些新的投资项目（比如最近收购ING 在香港的保险业务）以及他本人有兴趣做的事情。

就算李嘉诚真的把百佳超市卖掉，也并不能完全代表李嘉诚和他家人准备撤资香港，单从数字上来看，一个价值几十亿的百佳对李嘉诚而言真的是“微不足道”，不过，李嘉诚决定抛售百佳超市这件事本身仍然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深思。

今年4月，香港忽然掀起一场码头罢工运动，矛头直指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虽然和黄再三解释自己在码头业务中只扮演股东角色，但罢工运动愈演愈烈，最终更将起初只是因为码头工人工资问题而起的罢工活动演变成等同于“反李嘉诚”、“反地产霸权”的社会运动，不少码头工人和社运人士曾一度占据有中环地标之称的长江中心大楼区域，而长江中心恰恰是李嘉诚商业帝国的象征。整个罢工社运最终虽以双方和解收场，但李嘉诚本人在经历过这一系列风波之后无疑备感神伤。李嘉诚对香港肯定是极富感情的，但如今香港发生的一切，甚至将社会矛盾的矛头指向李嘉诚，这也或多或少令他有些失望。

在一次公开记者会上，李嘉诚在被问到有关撤资香港的问题时曾这样形容他和香港现在的关系——“你爱我，或者你恨我，我李嘉诚都会在香港。”李嘉诚也曾对香港媒体记者表示，除非哪天你看到李嘉诚把中环的长江中心卖掉，那才是你可以真正判断李嘉诚是否准备真从香港撤资的时候。在这一系列风波的过程中，不少香港商界同行私底下也对李嘉诚的境遇颇感同情，也可能是多少带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意味。有零售行业人士表示，以百佳为例，其实如今香港超市业务竞争激烈，利润回报非常低，才百分之几的回报率，和李嘉诚在欧洲的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可以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

有趣的是，李嘉诚虽然有意退出超市业务，但最终出售“百佳”一事却“难产”，一度被寄予厚望接盘的华润可能出于央企背景，觉得在当下香港敏感政局时期接盘会令香港民众对交易背后的政治意图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华润因此最终选择退出竞购。至于其他几个亚洲、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机构投资者，则因出于对香港房地产前景不明（超市业务涉及很多商业地产，因此包括租金等错综复杂因素）而对百佳资产定价出现分歧，最终令“百佳”出售一事搁置。事到如今，卖不卖百佳对李嘉诚来说可能已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香港商界和许多香港普通民众在今年经历的这一系列政策影响和商业风波之后，又是否真看清（又或者是“看轻”）了一些什么？

记者这碗饭
因为抽烟太多，如今看上去略带40 岁的沧桑。Y 先生喜欢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车间主任”，他手下的记者就是所谓的“码字工”，每天就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新闻产品给“码”出来。好的产品贴上“独家”或者“头条”的标志，普通的就贴上“合格”，凑满一个版面正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Y 先生签字画押的新闻产品越来越多，而他的烟也随着难耐的职业性寂寞越抽越多。日报早上出版，所以通常编辑最忙的时候就是晚上的八九点钟。遇到突发新闻，通宵达旦那更是家常便饭。也不知道从何谈起，好像按照中国人的习惯，茶叶和香烟自然而然成了日报记者和编辑的最爱。

Y 先生如今还是单身，女朋友谈过两三个，似乎没有一个愿意陪他守住这份职业性寂寞。如果说报纸的编辑还有时间喝茶抽烟，那么通讯社的记者常常会忙得好像连喘气的机会都很难得。

我有一个同事，这里暂且称他为L。L 先生年轻时曾是新华社驻中东地区的首席记者，他去伊拉克写新闻的时候，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叫CNN 的电视频道。L先生如今已是两个儿子的父亲，问他会不会鼓励儿子将来也从事记者这个职业，L 先生坦言：“我想还是做医生或者律师比较好。”我没有问他为什么，因为我自己都能随口说出很多个“因为”。

虽说不愿意看到子继父业，L 先生对自己的记者工作却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充满激情，实在是难得。L 先生说记者这碗饭是让他“人老心不老”的关键。每天起来都预感有大事发生，即便没有大事，至少每天也不缺新鲜事或者新奇事。你不仅经常是第一个知道的，而且更令你感到骄傲的是你可能还是第一个让全世界知道的。

当年毛泽东曾对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下达最高指示，称新华社的任务就是“要把地球管起来”，如今这条标语据说在遍及全球的新华社分社办公楼里还能找到。西方新闻界也经常把记者喻为“无冕之王”，意思是说记者享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地位。这些说法都表达了对记者这碗饭的肯定和尊崇。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经济学，毕业时全班只有我一个人成了一名新闻记者。有时候我难免会想，一开始就选择吃记者这碗饭也许很大程度上是DNA 在作怪，因为我的父亲也曾经是一名记者，他的记者生涯最早可以追溯到他在北京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毛泽东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拍摄纪录片的
“光辉岁月”。

父亲当年是一名摄影记者，而我后来则成了文字记者。听我妈妈讲，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在桌上剪胶卷，我就在地上跟着捡他不要的“废片”，然后收藏在一个如今已经生锈的柯达牌（Kodak）铁皮罐头里，总是如获至宝一般的兴奋。也许正是出于这份天生对记者工作的亲切感，毕业后我也就偶然中在香港俗称叮叮的有轨电车带有必然地吃上了记者这碗饭。

某年同学聚会，一位已在某家美国投资银行混得“副总裁”头衔的同学试图分析我的职业，他对记者工作的归纳显得很通俗易懂。“记者不就是这里开会，那里吃喝，然后每天晚上写个稿子交差？”

我问他的“副总裁”日子过得如何，同学回答也很简单：“和你差不多，这里开会，那里吃喝，然后运气好就能推动几亿甚至几十亿美元的IPO”。末了，我的另一个做律师的同学对我们的这番谈话做出总
结性陈词：过程类似，结果不同。后来遇到对记者这碗饭有类似认识的朋友还真不少，包括我的朋友Y 先生的一位前女友，据说他们分手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女方认定Y 先生工作如此“悠闲”，却没有好好想念她，照顾她。

至于一些对记者有反感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类似戴安娜王妃和“狗崽队”事件的困扰，也有一些受过新闻伤害的名人，可谓“一朝被蛇咬”，一见到记者就怒火中烧。曾经也有朋友把我的职业和麦当劳餐厅的服务员相提并论。如今全世界就一个关键字“忙”，新闻也好比麦当劳的汉堡包，两口三口就吞下去，于是再大的新闻过了今天也就成了旧闻，直到某天会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被学者在某个图书馆的馆藏里再找出来讨论一番。

我也经常听身边的女记者们抱怨说记者这碗饭对她们来说好比“空中小姐”，都是一碗“青春饭”。年纪轻的时候还有力气在外面跑，30 岁一过，每天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照镜子，哪里还有心情再挖独家。有些于是“退居二线”做了编辑，或者离开通讯社和报纸这样过于“操劳”的媒体，找一家类似ELLE这样的时尚月刊写写那几场风花雪月的事。

除了这样或者那样的抱怨，记者们当然也有开心的时刻。最开心的莫过于发现可以“震动地球”（西方新闻界常说如何可以“shake the world”）的独家新闻，而比独家新闻更开心的也许是你和志同道合的新闻战友们一起聊起独家新闻背后的故事，那时候你会发现享受过程和追求结果其实一样重要。

当然也可能有写错的时候，能找到一两个真正懂你的人，向他（她）倾诉你的委屈和苦涩，那会是一件无比欣慰的事情。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校园里曾经很流行这样一句话，叫作“理解万岁”。记者总是希望从各个角度去挖掘和理解某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记者本身也正是最需要被理解的一群人。当每一个记者把他（她）的名字放在整篇报道顶端的时候，他（她）享受荣誉，也时刻准备着接受挑战。记者这碗饭，有时真比烟花还寂寞。

八分之一男朋友
曾经读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遇见百分百女孩》，百分百女孩我还没有碰到，最近倒是偶遇一个八分之一男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这里暂且称之为L。L先生纽约留学，北京工作，年薪五百万，某日看完冯小刚和葛优的佳作《非诚勿扰》，忽然觉得备受启发，于是发动身边好友帮他介绍相亲机会。几轮相亲下来，L先生和S小姐确定恋爱关系。

L先生觉得自己很幸运，经常在朋友面前

第一章 狮子山下
香港人“不高兴”
香港有条荷李活道
冲出“薄扶林”
港漂福利社
“我挂住你”
心在何处，家在何处
香港求医小记
政府不大，小事不小
我们都为房东打工
香港买房记
如果不是李家城，那又会是谁的城
上海人在香港
消逝的岁月
第二章 职场斗士
同城、异梦
外企“求生”法则
记者这碗饭
做记者还是做分析师
在办公室里学政治
“沪港竞争”新赛季
小邮件，大学问
裁员进行时
遇见“中环女”
一个自豪的“新中国人”
选美是一门生意
我们都曾是“蚁族”
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最近有点fine
第三章 香港有情
两个女孩
谈、恋、爱
钻 石般的爱情
其实谁都不容易
爱人胃口
上海姑娘、香港女仔
港男、港女
八分之一男朋友
恋爱语言解码
缘来星巴克
分手说爱你
抢工作! 还要抢老公
离婚进行曲
第四章 旧物拾遗
追
维他奶二三事
鹿鸣春小记
八号风球的爱恋
大品牌 ，小市民
代沟
我的小团圆
我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过了桥，那是上海大厦
在那里，阮玲玉跳完最后一支舞
“ 中美合作”婚姻诞生地
太古洋行的“大班楼”
上海三部曲
香港三部曲

陈澍（George Chen），1980年生于上海，2008年移居香港，现任香港《南华早报》金融编辑，常以《沪港小生》为名在多家媒体撰写专栏，文章颇受传媒和财经业界读者关注。他的新浪认证微博“沪港小生”也是大中华地区最热门个人微博之一。

在加入香港《南华早报》之前，陈澍曾效力于英国路透社、美国道琼斯等媒体机构，十余年采访足迹横跨东西半球。陈澍于2014年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者项目，成为第14位来自中国的耶鲁世界学者。

陈澍先后获得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经济学学士及香港大学国际关系硕士（优异）学位，现正在香港大学攻读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陈澍于2011年出版他的第一本书《外资银行在中国》。

作者网站：www.mrshangk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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