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认为，军机处设立于清雍正朝，标志着两千年专制主义皇权发展的顶峰。本书认为：军机处有一逐步建立的过程，始于雍正朝，直到乾隆初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军机处；军机处日益扩张，君主专制统治让位给了君主与大臣的合作，大臣有可能限制君主的独断。
本书利用台北和北京所藏汉文与满文档案，采用内外朝的分析框架，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清中期的军机处，是海内外学界军机处研究，也是清代政治史乃至于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的力作。

清朝军机处的大量档案保存了下来，这对中国历代枢密班子来说绝无仅有。在我研究的过程中，北京和台北所存大量的清朝档案得到了整理，并向外国人开放。我开始所做的研究，主题与军机处稍有差别，我使用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编目做得很好的军机处档案。就在我将要完成工作的时候，由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率领的学者代表团正在考察大陆的档案馆。结果，第二年这里的部分宝藏向外国人开放，我前往北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
在北京，我所面对的是档案的海洋，数目是我先前在台北做研究时的十倍。我认识到，令人瞠目的众多新档案使撰写18世纪君主个人专制统治向军机处管理转变（monarchicalconciliar transition）的研究成为可能，这段历史在台北的档案中模糊不清。最后，我重新调整了主题，写了一本几乎全新的书。
北京的档案数量庞大，利用也困难。1980—1981年时，档案馆规定不允许有研究助手，复印和制成缩微胶片也非易事。我不得不手抄任何可能有用的档案，最后要用中文撰写所抄档案的摘由上报档案馆。我上报的摘由有108页之多！1985年下半年，我再次造访档案馆，很高兴看到档案的利用条件大有改观，但因时间短促，不能一一检视新近能看的浩瀚材料。结果，因这两次档案馆之行，我不得不将研究限于台北档案涉及不多的军机处历史时段——主要是雍正晚期和乾隆早期（约1728—1760）。即便是这些年份也只能有所割舍，同时我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忽略北京所藏其他大部分年份的档案。这种专注使我可以对军机处的形成期做透彻的研究——下限约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这个时候新的议事制度得以形成——但对乾隆皇帝统治的剩余年份着墨较少。
北京的档案对于本书的研究诚然重要，但仅仅依靠一地的档案还不够。尽管早在18世纪军机处有着录副甚至是有三份副本（甚至更多）的做法，然而台北和北京都有数种各自独有的档案。若无两地的关键档案，本书是无法着笔的。
研究军机处必须利用档案。已出版的原始资料未能讲述军机处的来龙去脉。军机处早期的成长，部分为内廷的保密性遮蔽，后来的研究者看不清它的发展。保密的做法在19世纪还很盛行。作为一个正式条目，军机处最终收入了1818年的《嘉庆会典》和《嘉庆会典事例》，《嘉庆会典》对军机处有简短的描述，而《嘉庆会典事例》则几乎付诸阙如。
军机大臣也保守着军机处的秘密。已出版的军机大臣自传性质的著述和奏疏汇编，比如张廷玉（1672—1755）、阿桂（1717—1797）的著作都对军机处重要活动信息略而不载，从而保守了机密。以张廷玉的自订年谱为例，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提到这一由大臣所组成的集团，而这已是它建立两年多之后了，尽管这一时期张廷玉一直密切地参与其中业务。而且，18世纪的一些军机章京（如王昶，尤其是赵翼）留下了关于军机处业务流程有价值的记述，但他们很显然也自我审查，避开敏感的信息。军机章京梁章钜（1775—1849）广泛收集已有资料，于1882年纂成了关于军机处历史和业务流程的著作《枢垣记略》，但可能也存在类似问题。梁章钜接触到了军机处大量的档案，然而他的整个资料具有高度选择性。近年来，一些学者利用了边缘人物如席吴鏊、叶凤毛的片断回忆材料，此二人曾对军机处前身的一些活动做了有限的观察，并在多年后记述了军机处的起源。但是，经与档案证据比对，可以证实这些回忆只有部分是准确的，而有的甚至完全令人走入歧途。对这些材料的依赖有时令现代学者偏离了轨道，徒添对雍正时期研究的困难。我的研究重点放在雍正皇帝忠诚的弟弟怡亲王允祥和户部大臣所起的作用上，他们是雍正朝内廷重要的促成因素，这一点是从档案资料中得出的，而这些档案资料要比那些模糊回忆的作者刊行他们观察所得的时间早许多。
18世纪军机处的文件数以万计，每年所产生的满汉文档案可能有数千件之多；不消说，即便是能接触到这些材料，我也不可能将它们读完。因此，在许多问题上，我已尽力对材料做了概述，以适应现代学术出版的篇幅要求。我看到了对于研究军机处有用的大量公文，包括奏折——以原件即朱批奏折形式保存着，还有奏折的抄件即录副奏折，以及各种档册。与此前相比，所有这些档案为军机处研究提供了更细致、更直接的资料。
雍正朝有一种极不寻常的文献保留至今：皇帝亲笔批示的大量奏折，批示用皇帝专属的颜色——朱红色书写。雍正皇帝在批示时，常常心理不设防，将他的想法自然吐露给他最信任的一些人。有些批示长达数页，等于是“意识流”信件。我们今天读到这些，仿佛雍正皇帝正在对我们直接说话，没有敷衍之词。而我们还没有看到帝制中国的任何其他统治者有如此大量的自我表露的东西。
雍正皇帝的材料常常揭示他的所思所想，但这些证据也有使用上的困难。雍正皇帝的行事风格时常混乱无序——为此，我设立了一种卡片，名为“雍正混乱无序”（Yungcheng chaos）。此类文件所抄录的内容，显示出雍正皇帝对统治认真、狂热关注的背后，处处是偏爱独立处理政务，时常随意甚或任性。例如，雍正皇帝常常在奏折上书写决定，然后该折就返给具奏人，因而京中的档案对此未留任何记载。为了解皇帝这些只言片语，高级辅助官员们很快就创立了一些方法，这样做不足为异。“雍正混乱无序”文件所表现出的又一特色，是雍正皇帝喜爱用不同的字眼指称同一事物，或是用同一个词表示不同的事物。熟悉雍正材料的研究者不会奇怪，何以在乾隆皇帝统治伊始，官员们就要通过建立更严格的程式对此加以弥补。
乾隆和嘉庆朝的档案材料发生了变化。尽管比雍正朝更为完整，档册更多，但这两个时期的材料缺少了雍正材料中皇帝许多自然流露的心底话。因此，与雍正皇帝长篇累牍一吐肺腑、开诚布公不同，乾隆皇帝的批语通常精练且格式化，这一事实反映出新的乾隆朝一开始就正规化了。结果，研究者再不能看到雍正皇帝朱批所揭示信息的那种引人入胜，聊以宽慰的是，这时信息总量在增多。
乾隆时期的另一个现象是军机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这可以从方略馆的档案数量窥得一二。这些档案展现了由军机处直接管理的档案和史书编纂机构的运作及发展。方略馆这一新出版机构在刊行许多方略之前，能够审查（同意、修饰或查禁）原始档案，在乾隆时期刊印了数目特别巨大的方略，以歌颂清朝的开疆拓土。军机处也负责前几朝遗留下的一些出版事宜。另有一些档案是有关军机处满伴的，直到现在人们还未注意到这一集团的活动，可能是普遍认为，清朝确实如它所宣称的那样实行了不偏不倚的满汉复职制。内阁对于题本票拟的指导性册籍（如“票部本式样”）反映出，内阁和六部官僚化的程度是以前所想象不到的，上面有上千条的细节规定，没有给上传下达或是拟定决策留多少独立行事的空间。在北京的档案馆，我也翻阅了军机处自己庋藏的档案，档案目录表明了军机处职责范围的日益变化。档案中有官僚文书往来，开启了观察中层官僚活动的领域，而这一层次的官僚迄今基本上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在本研究关涉的整个时期，军机大臣所写的奏片是为了向皇帝解释说明情况，而它在20世纪，对于我这个心怀感激的研究者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

第一部分雍正朝分立的内廷：军机处的前身
（1723—1735）

第一章雍正初年内廷的加强
雍正初年的外朝
雍正初年的内廷
雍正皇帝继位时面临的种种问题
雍正皇帝控制外朝的尝试
规避外朝的雍正内廷

第二章雍正的内廷助手：亲王与大学士
怡亲王允祥
张廷玉

第三章皇帝的内廷代理人
皇帝内廷代理人的发展
书面议覆
廷寄

第四章为平准之役而设立的内廷下属机构
户部军需房
大臣

第二部分乾隆内廷统一时期军机处的建立与扩张
（1735—1799）

第五章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内廷的转型
（1735—1738）
清朝过渡班子的历史背景
雍正内廷机构的统一
总理事务王大臣的人事安排
总理事务王大臣的职责
总理事务王大臣时期的变化
反对内廷壮大
从总理事务王大臣到军机处

第六章18世纪军机处的结构
乾隆朝军机处的鼎盛
军机处的名称与专用术语
军机大臣
军机处的行政职责

第七章军机处下属组织
军机章京
军机处满伴
方略馆

第三部分结局

第八章嘉庆皇帝对军机处的改革（1799—1820）
嘉庆改革的原因
嘉庆皇帝对军机处的改革

结语
军机处设立时间问题
内廷转型的主要阶段
18世纪有利于军机处成长的因素
可能阻碍军机处成长的因素
嘉庆统治结束时的军机处
军机大臣与皇帝的关系

附录A雍正朝文件中的“部”
附录B“办理军需大臣”的材料
附录C雍正朝“办理军需大臣”“办理军机大臣”人名
附录D雍正朝内廷满章京
附录E总理事务王大臣中的编纂人员
附录F军机处满伴业务——对乾隆初年一个月满文奏折上报事项的考察

征引文献
索引
中文版后记
译后记

作者简介：
白彬菊（Beatrice S. Bartlett），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1949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67年入耶鲁大学学习，1980年获得博士学位。发表多篇有关清朝档案特别是满文档案价值的论文。1991年，Monarchs and Ministers: The Grand Council in Mid-Ch’ing China, 1723-1820一书出版。目前正在撰写关于清朝档案历史的著作。

译者简介：
董建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译著有《洋镜头里的老北京》、《世界文明史——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合译）、《州县官的银两——18世纪中国的合理化财政改革》、《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组织翻译《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