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总是令人仰慕，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更是增添了几分神秘，而哈罗德•瓦穆斯的人生轨迹让我们破除了科学家身上的魅影，看到一位可敬的普通人。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在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如何踏入医学院，又如何在即将成为一名临床医生的时候转向生物学研究；最终在认识癌症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摘得1989年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的桂冠。由于在生物学领域的突出贡献，他又涉足政坛，成为21世纪一系列生物学、医学重大项目研究的政策制定与决策者，人类胚胎研究，克隆技术和干细胞研究，已经远远超过生物学家对世界的诠释范围，其中涉及的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关乎人类的前途，作为一个科学政策的制定者，哈罗德•瓦穆斯以普通民众最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抵御疾病为己任，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杰弗•萨科称哈罗德•瓦穆斯为“用最为通用的语言将科学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全能科学家”。

在1970年，任何有兴趣试图去研究癌症遗传起源的人——在体细胞中或者在生殖细胞中——常被一种纠缠不清的问题所困扰：人们如何能够采用当时所具备的方法，找到并且鉴定突变的基因？仅被某些联系所支持的假设，比如暴露于DNA损伤剂与癌症发生率的增高有联系，在没有能够被更为直接的方法验证之前，比如癌症中的突变基因的鉴定，很难被人们完全认同。但是，当时没有新的技术用于从复杂的生物体的细胞中分离单个基因，要说出在人的细胞中大约有十万个基因中的哪些基因会受到突变的影响，能驱使癌症生成的过程，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在缺乏这样的证据的情况下，大多数的科学家并不愿接受根据基因理论的癌症遗传起源的解释。发现某些引起癌症的基因， 哪怕就一个，将会极大地加强癌症的遗传学基础这样的想法和促进某些重要课题的研究：比如，这些基因编码了一些什么样的蛋白？在这些基因中发生的改变是如何引起癌症的？是它们使蛋白的功能丧失？或者是它们使蛋白的功能增强？是什么样的突变，是DNA蛋白编码顺序中的简单的改变，如单个碱基的改变，或是更为严重的基因缺失或DNA重组，能够使某些基因变成致癌性？
我们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对这些问题没有解答的话，就不可能在最基本的水平上去理解癌症和采用理性的方式来治疗癌症。 而且，如果我们缺乏这些知识，对那些逃过外科医生手术刀而转移的癌症的治疗，其结果可能继续是有毒性的和有限的。受限于当时的癌症药物和放射疗法，在它们经过的地方，它们杀死所有生长的细胞，不管是正常的细胞还是癌症细胞。
在今天，人们很难想象，在不到40年前的1970年，对这些问题得不到答案的情况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知道怎样去分离、复制、分析以及操作动物细胞中的基因组中的任何一个基因。*一个基因组由任何生物体的一套完整的遗传说明书所组成。我们知道如何用简单且日益快速的方法去测定一个基因甚或是一个基因组的完整的积木（核酸）顺序。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把一个基因的正常的或者改变的形式放回到培养皿中的动物细胞中去，或者放到实验动物中的体细胞或者生殖细胞中以决定该基因的功能。这些技术上的成就，已经让我们知道了组成几乎所有人的基因的DNA顺序（大约两万两千个基因，远低于我们原来预测的数目），也让我们能够核定由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的种类，以及寻找可能导致疾病的基因中的改变。我们现在甚至还能够测定许多不同种类的人的肿瘤中的许多或大多数的基因的核酸顺序。**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和国家人类基因组学研究所最近拨出大笔的经费给一项研究计划，现在已是国际项目，来详细记述大约50种人类肿瘤的遗传学变化。这个项目称为肿瘤基因图谱（TCGA），可以上网查询。

/肿瘤病毒和癌基因：一个信息丰富的劳氏肉瘤病毒的突变体/

尽管发现基因的战略在1970年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对可能的癌症的遗传学起源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则是越发地乐观。癌症的一些基本特征，通过对若干种病毒——劳氏肉瘤病毒和其他的一些逆转录病毒，以及含DNA的肿瘤病毒——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是可以查明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些病毒已经被显示可以在实验动物中诱导产生癌症，也可以改变在培养皿中生长的细胞的习性。与动物细胞中数以万计的基因相比，大多数这种病毒仅含有几个基因，通常少于5个或10个基因。因此不言而喻，它们对任何想要了解什么是癌基因以及一个基因是如何可能引起一个正常的细胞变成癌细胞的人都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要使这些相对简单的病毒基因组变得对癌症研究有用，关键的是要寻找直接的证据，能够把特殊的病毒基因（可能就是病毒基因组中为数不多的基因中的一个）与细胞转化和癌症诱导的过程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在更为有力的能用于分离基因甚至病毒基因、在生物化学上作出鉴定的方法发明之前，要在一个肿瘤病毒上找到引起癌症的基因，最好的途径就是充分利用病毒遗传学的传统方法。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种传统方法可以被有效地应用在肿瘤病毒的研究上，是1970年我和康妮一起到加利福尼亚州去的途中。我们花了几天时间，绕道去参加在新罕布什尔州蒂尔顿（Tilton）市举行的戈登动物细胞和病毒年度会议。这个历史悠久的学术会议总是在一所被遗弃了的寄宿学校里举行，食物难以下咽，床铺高低不平。 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必定定期来此朝拜，在那个破旧得看似将要倒塌的礼堂里早上和晚上各坐上4个钟头，来吸收新的成果。为了避开学校里的“舒适”环境，我和迈克尔·毕晓普、大卫·巴尔的摩以及其他的同事和家人在附近的湖边租了小木屋。尽管1970年时我和康妮在这些与会者当中都是新人，我们忍受着不佳的食宿，但是总的心情是高涨而兴奋的。发现逆转录酶的报告才刚过了几个星期，其他几个实验室，包括迈克尔·毕晓普的实验室已经确认和扩大了他们的发现。在一个晚上的小组会上，我获悉了另外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个发现，就像发现逆转录酶那样，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人对于逆转录病毒所持的原有想法。史蒂夫·马丁（Steve Martin）当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里·鲁宾的一个研究生（现在是教授），叙述了他分离了一株劳氏肉瘤病毒的突变体的经过。作为一个学生，史蒂夫看起来和现在的模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他现在六十多岁，有一种学究式的男孩子气，一头黑卷发，白胖可爱的面孔和热情的气质。 他当时的意图不是去把一个正常的基因致突变而造出一个癌基因来，而是把劳氏肉瘤病毒中的可能具有致癌能力的任何一个基因致突变，从而使它失去活性。 这样他就能够说，这个病毒有一个基因（或几个基因）是转染所必需的，并能够帮助确定那个基因（或几个基因）在沿着病毒RNA基因组上的位置。
在会议上的演说当中，史蒂夫详细地描述了他是如何采用一种传统的方法来制作和寻找突变体的经过。首先，他使用了一种化学物质对DNA造成损伤，并制作成劳氏肉瘤病毒的突变体。然后他使用特明和鲁宾发明的转染测试方法来大量地筛选成活的病毒，以便找出少数感兴趣的、失去转染细胞能力的突变体。
史蒂夫出乎意料地获得了成功。这不仅仅在于当他采用特明和鲁宾发明的细胞群落形成法做他的试验的时候，他的最好的突变体丧失了转染鸡细胞的能力，更在于突变体是在细胞生长处于温度升高的时候失活，但在一个温度较低的时候突变体不失活（见图5—1）。更进一步地，突变体病毒可以在任一温度下增殖良好，尽管它的感染细胞的能力是温度敏感性失活。这些发现意味着，突变的病毒已经有一个基因改变了，而这个基因正是劳氏肉瘤病毒的细胞转染能力所特殊需要的。这个改变了的基因产生了一个有缺陷的蛋白，它的稳定性在温度高的时候不如原先开始时劳氏肉瘤病毒产生的蛋白那样稳定。

第一部 成为一名科学家
第1章起源与开端/ 00
第2章从文学到医学，再到科学/ 0
第3章初尝科学成就/ 0

第二部 从事科学
第4章逆转录病毒和它们的复制周期/ 0
第5章劳氏肉瘤病毒癌基因及其原癌基因/ 0
第6章原癌基因是如何参与癌症的/ 0
第7章人类癌症的靶向治疗/ 0
第8章科学中的合作关系/

第三部 政治学家
第9章通往一号楼的路/
第10章就职NIH主任/
第11章设定优先级/
第12章NIH主任的失意和得意/

第四部 持续着的争议
第13章胚胎、克隆、干细胞和重新程序化的前途/
第14章全球科学和全球健康/
第15章互联网时代的科学出版和科学图书馆/

后记科学的一生/
照片/
鸣谢/

哈罗德•瓦穆斯,美国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1939年12月18日出生于美国纽约的长岛，父亲是位医生。1957年在纽约州弗里波特高中毕业，就读于阿姆赫斯特学院，1961年毕业获文学学士。1962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医，1967年毕业获医学博士。1968—1970年加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共卫生服务，1970—1979年在加州大学微生物学任讲师，1979年晋升为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全职教授。1988—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生物学教授，1993—1999年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保健院主任，2000年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主席。
瓦穆斯还获得了：1982年阿尔伯特•拉斯克奖；1983年柏萨诺基金奖；1984年盖尔德纳基金会国际奖；1984年阿曼德•哈曼癌症奖；1987年美国医师学院奖；2001年国家科学奖章等。主要著作有：《癌症的基因和生物》（1993），《逆转录病毒》（1997）。
1969年10月结婚，夫人康斯坦斯•路易斯•凯西，他们有二个儿子，老大为爵士乐吹鼓手，老二为表演艺术家。瓦穆斯业余爱好户外活动，骑自行车，跑步，滑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