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荣霖教授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企业或公司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大量论述文章,分析企业或者公司的现状,提出建议和对策,其见解,也受到了政府管理部门和学术研究的关注和肯定。本书对其近几年的论述进行了整理和编排,对具有价值的内容进行了筛选并结集,希望对发展中的我国企业给出借鉴和建议。
致敬40年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荣霖:中国最重要的是发展 很多争论没必要
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在中国经济学研究领域有三大泰斗,即“厉(以宁)股份、吴(敬琏)市场、邓(荣霖)公司”。“邓公司”是指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邓荣霖教授。1982年,邓荣霖作为访问学者,从南斯拉夫归国,开创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并在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参与有关企业转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动,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论文。
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邓荣霖参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讨,坚持不懈地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公司法》,以规范我国公司法律形式和公司经营行为。
从“一五”末期到改革开放,邓荣霖经历和见证了中国管理模式从仿照苏联的工厂管理,到国有企业改制,再到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全部历程。在众多关键历史节点,他参与制订或提出建议的规划、法规都经受住了考验,被证明是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如今81岁的邓荣霖仍然坚持研究,“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发展,很多事情没有争论的必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邓荣霖
学者的震撼
“南斯拉夫满街都是小汽车”
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副教授邓荣霖在萨拉热窝街头看到满街的轿车,很是震撼:“国内哪有这么多小汽车。”那一年,他42岁,是改革开放后首批外派海外的高级访问学者。
在出国前,外交部提前半年给这一批访问学者突击培训塞尔维亚语。邓荣霖回忆,南斯拉夫派来的老师不会中文,只能用英语教授塞语。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高校普遍使用俄语,因此给学习造成了不小的障碍。好在他曾自学过英语,为了学习塞语,又把英语复习了一遍,半年之后,通过了外交部组织的语言考试,他顺利出国。
邓荣霖生于1937年,出身福建长乐一个普通家庭。1949年,他从福建邵武市拿口小学毕业,但是由于时局动荡,直到1951年,才进入邵武市第一中学继续学业。1957年,应届毕业的“三好学生”邓荣霖被学校推荐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这也是人民大学自1950年在北京命名组建以来首次面向应届生招生。1961年邓荣霖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
毕业后的实习,邓荣霖来到北京第一机床厂。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工厂,课本上学到的班组管理、厂部管理等等知识纷纷“落地”。他发现,统购、统销之下,虽然工人并不消极怠工,但是工厂的生产效率还是十分低下。更加重要的是,因为研发的机构并不设在工厂,工厂没有创新的动力,“机床厂只管生产,不管创新。”
1970年,中国人民大学受到“文革”冲击被迫停办,邓荣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研究室工业组。在市委研究室工业组,由于需要起草工业生产方面的文件,他又有机会深入北京工厂进行调研,也由此加深了他对于国有工厂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的了解。
1979年,去南斯拉夫是邓荣霖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国内尚处在短缺经济之中,即使是大学老师,也是“一个月28斤粮食,两斤鸡蛋”。而当时的南斯拉夫已经经历20多年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中国前面。
1979年,作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首批公派国外的高级学者,邓荣霖赴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大学进修。图为他访学期间的留影。
抵达南斯拉夫后,邓荣霖在萨拉热窝大学访问交流。在当地汽车厂调研的过程中,他发现,以联合劳动组织为机制的工厂不但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全面领先于国内工厂,还具备市场观念,有一定的技术研发能力。
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成就在国内引起学界注意,此后和匈牙利等国的改革模式一起被总结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中国启动改革开放的参照样本之一。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于光远等学者比较系统地汲取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济学的成果,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介绍。在他们的倡导下,在中国改革界掀起了“南斯拉夫热”“匈牙利热”。
师者的引领
在全国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
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国经济还可以借鉴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改革,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在改革的推进过程中,原有的、承袭苏联的经济理论不够用了,作为参照系的南斯拉夫也遇到了困境。
南斯拉夫的经济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如强弩之末,在1980-1988年间,南斯拉夫社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6%,有些生产部门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通货膨胀率从1980年的30%增至1988年的250%,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在十年间大约下降了三十个百分点。
而当时中国大量的国企面临转制,民营企业也如开始破土而出,对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理论的需求凸显出来。
1982年,邓荣霖回国并开创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并在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参与有关企业转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动,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论文。图为1987年,邓荣霖的著作《工业公司概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1982年回国后,邓荣霖在全国率先开设《公司概论》课程,并在国家经济工作部门和经济体制改革部门参与有关企业转制的公司制度研究活动,发表了大量论著及论文。
邓荣霖开设了外国工业经济管理学课程,并担任外国工业经济管理教研室的主任,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和公司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他提出,中国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将是公司,并较早地系统提出“建立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司体系”的设想、框架及内涵。
1984年初,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工程师柳传志,拿着计算所的20万元资金,在一间只有20平米的破旧传达室开始创业。这一年的11月18日,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成立,并向社会发行每股面值50元的股票1万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行的股票。
也是在1984年,邓荣霖在《合理组建工业公司 提高经营管理水平》一文中指出,中国合理组建工业公司必须“实行政企分开,实行自愿互利,采用多种组织形式”,应当特别重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对公司建设的重要作用。
1985年,国家经委召开“工交系统清理、整顿公司”座谈会。邓荣霖在会上就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后公司如何清理和整顿,讲了几点意见和看法。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录在国家体改委资料中,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批示:“此文有理论、有分析,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很有启示。是目前把公司说的比较清楚的一个材料。”
1985年,国家经委召开“工交系统清理、整顿公司”座谈会。邓荣霖在会上就公司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今后公司如何清理和整顿,讲了几点意见和看法。这篇讲话后来被收录在国家体改委资料中,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贺光辉批示:“此文有理论、有分析,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很有启示。是目前把公司说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材料。”
1986年前后,企业形态仍主要是工厂组织形式,邓荣霖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并论证通过公司组织形式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1984年9月和1986年12月,邓荣霖参加公司法起草工作及研讨,坚持不懈地建议尽快制定并实施公司法,以规范我国公司法律形式和公司经营行为。
泰斗的担当
奠基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基础
2018年6月底,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倡议并主办了“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内首次围绕“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举办的学术论坛。
邓荣霖在论坛上发表了题为“我所亲历的中国企业管理变革”的讲话,细数60多年来,自己的学术道路选择从工厂管理逐步走向企业管理的历程。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是我国最早开办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专业学位教育的商学院之一。图为1997年,邓荣霖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EMBA班教授《公司理论与实务》课程。
1988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工商管理学院,下设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贸易经济系、投资经济系、商品学系、会计系。
从1986年起,邓荣霖开始担任工业经济系副主任,1992年成为主任,直到1996年卸任。1993年,在担任系主任期间,邓荣霖筹建并经学校批准新建了人民大学国际企业管理专业。1997年,邓荣霖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2001年6月,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院系调整的要求,会计系与工商管理学院合并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2002年,邓荣霖代表作《论公司》问世,被认为是开创了中国公司理论系统研究,奠基了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基础。2011年,从教50周年之际,邓荣霖推出了《企业论》一书,是对企业制度和管理理论在我国企业具体运用的深入探讨。原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袁宝华曾表示,《企业论》“对推动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颇有贡献”。
邓荣霖说,改革开放40周年的经验表明,市场不是抽象的,消费者构成了市场核心,找到客户就找到了市场。市场经济是有政府的经济,不是无政府的经济。政府要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出发,制定法律、规范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政府要做企业做不到的事情,不能代替企业去做事。”
虽然已过杖朝之年,邓荣霖依然声音洪亮,回忆起过往,如数家珍。在“2018(首届)中国管理模式全球论坛”上,邓荣霖站立发表了一篇长达50分钟的讲话没有任何间断,而此前一天的晚上11点钟,他才从湖北孝感赶回北京。邓荣霖说这得益于自己“蹬了18年自行车”。
由于夫人工作的关系,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区东交民巷北京医院的宿舍里。上班时,需要骑一个半小时自行车才能到达位于西三环的人民大学,直到退休前搬家。他说起这段艰苦的经历,很以为趣事:“冬天刮西北风,眉毛结冰,背后出汗,冰火两重天。”
当然,除了有趣之外,还让他有另外一层领悟,虽然骑自行车辛苦,但是“锻炼了身体”。“所以你看,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没有必要争论。发现问题,就去解决它,中国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
管理理论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政府职能和企业经营机制 / 3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行业及其与行业组织的关系 / 11
组建行业协会 加速政府职能的转变 / 17
经济增长和企业行为 / 21
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纲要 / 29
企业集团的内部组织与管理 / 54
企业组织改革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 81
股份制企业的外部关系 / 90
公司经营特征 / 103
企业跨国经营的基本战略 / 111
中国企业经营观念须加速转变 / 116
企业并购:推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 120
按市场经济规律搞重组 / 123
论管理
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成分之间的关系 / 127
企业管理的中国模式 / 130
十把科学“钥匙”打开管理提升之门 / 132
堵住中国企业现代化漏洞 / 135
建立与 WTO 相适应的中国 21 世纪企业形态 / 140
标本兼治打造企业标准化形象 / 142
反垄断法与公平竞争 / 144
关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创新的几个问题 / 146
提升执行力 / 156
微小企业发展的问题与解决路径 / 159
军工企业改革:制度创新与文化建设的结合 / 172
事业部制与业务发展战略 / 175
——关于中国恒天集团发展的思考 / 175
企业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 / 183
——在济南嘉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会上的报告 / 183
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的由来及其内涵 / 195
企业文化研究将呈现深化、扩展的趋势 / 203
转型期的文化焦虑与企业文化创新 / 205
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是企业发展的两大支柱 / 213
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与人本管理 / 217
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创新与文化建设有效结合 / 223
从企业战略角度看企业文化 / 225
2
目 录
凝聚企业文化和行业精神的时代力量 / 239
集团化企业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 243
公司文化建设与母子公司文化关系 / 246
母子公司文化的融合与统一问题 / 251
企业调研
《正华宪章》起草动员会上的讲话 / 257
神华管理与公司发展的里程碑 / 270
——祝贺《管理视野》创刊 / 270
改革中发展与发展中改革 / 274
——福建省电子信息集团考察 / 274
黑松林企业文化的十四点示范作用 / 276
重视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 280
——来自于沙钢集团的经验 / 280
文化铸就品牌 人本凝聚力量 / 282
——对广西十一冶集团公司企业文化的评价 / 282
晋路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发展趋势 / 284
企业党建与企业发展的有机融合 / 286
——来自于东方路桥集团的体会和感受 / 286
九牧发展的成功之路 / 288
天津海测精神与海测人 / 291
巴山文化的功效 / 294
地方调研
中国正在透支未来 / 299
创建公司制企业与构建服务型政府 / 303
3
论管理
发展特色产业 实现精准脱贫 / 305
——大竹县扶贫工作的实际考察 / 305
房山教育改革的启示 / 308
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 / 310
——来自延边州的实践经验 / 310
以教育改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 312
——深圳龙岗教育均衡发展的成功经验 / 312
老龄产业不是夕阳产业,而是亟待发展的朝阳产业 / 314
老区产业开发的实践经验 / 316
——东兰县实际考察的体会 / 316
偏僻山村怎样实现“民富村美” / 318
——福建美岭村的探索与启示 / 318
企业改革提升福州对外开放水平 / 323
生态文明建设的青海启示 / 327
天津企业发展的问题和建议 / 329
推动老区科学发展的创新点 / 336
为经济转型提供人才保障 / 338
县域治理的发展思路 / 340
县城发展战略与企业战略创新 / 343
开创新型的政企关系 / 346
财富新泰与企业发展 / 350
以企业为主体发展庆阳经济 / 362
企业制度创新与常平村的变化 / 365
治学感言
《董事会治理指南》序 / 373
4
目 录
《中国企业家成长问题研究》:企业家理论的新突破 / 375
读《企业发展战略学》 / 378
诠释网络治理:对一种新治理范式的探索 / 381
——《网络治理:理论与模式研究》一书评介 / 381
用心管理与用力管理的结合 / 383
——对《心力管理》一书的评价 / 383
人生体验与治学格言 / 387
——2018 年北京邮电大学新生讲座 / 387
昨天、今天和明天:从教 50 周年的一点感受 / 393
中国企业管理变革与我的体验 / 397
附录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荣霖:中国最重要的是发展,很多争论
没必要 / 407
给小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 / 416
企业多元扩张要“三思” / 418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业、行业组织与政府行为的关系 / 421
——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邓荣霖 / 421
现代企业更须加速技术进步 / 426
——访著名经济学家邓荣霖教授 / 426
发展,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 430
——就管理局发展战略方针访著名经济学家邓荣霖 / 430
调整产业结构与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 / 434
——访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邓荣霖 / 434
国企高管薪酬与国企管理模式 / 436
邓荣霖:行为科学帮不了国企 CEO / 440
邓荣霖,1937年生于福建长乐,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荣霖教授是中国最早系统研究公司理论的著名学者,开创了公司和现代企业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新领域,被理论界和实业界赞誉为“邓公司”。他围绕公司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发表了大量著述,多次参与国家部委关于公司和现代企业制度方面的专题讨论和研究,其研究成果和建议成为制定有关政策的重要依据。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经贸委企业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顾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