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稿是由37位对学校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或见证过校史上重要历史时刻的专家、学者或校友自述其人生简历及教学、科研以及相关事件和感受的文章编辑而成。

1956年人大创办了新闻系，国文教研室合并到新闻系，改称“文学教研室”。新闻系要开文学史课，而且指定要我来讲，但没有教材。那时建国才几年，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文学史教材实在还不可能有，当时唯一的一部是李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但也只写到南宋的辛弃疾，宋以后就没有了。此外还有东北杨公骥先生的一部《中国文学》，以讲作品为主，讲得较为详细，记得好像只讲了先秦部分，后面也没有。此外就是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那都是解放以前的著作。因为实在没有适用的教材，我既接受了这个任务，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来编写，于是上面这几种书就都成为我的主要参考书。与此同时我就下工夫重读原著，每夜都要读书或写作到一两点钟甚或更晚。就这样从1956年起，我开始撰写《中国文学史》讲义，一直写到1958年，从先秦两汉一直写到明，全书约70万字。为什么清和近代没有写呢？因为从1957年的整风“反右”，到1958年的“大跃进”，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越来越“左”，再加上提出“厚今薄古”的口号，于是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的课程钟点一再被削减，到1958年下半年，已嫌我原先写的讲义太繁了，所以1959年一开头，就由教研室的人将我的讲义删繁就简，本来约70万字的讲义，只剩下20来万字。所以等到我讲清代，剩下的钟点已很少了，讲《红楼梦》时，已剩下没有几个小时了。而学生的要求却是相反，不断地要求加钟点，但教务处是只听上面的意见，不听下面的（教师和学生）意见。再加上白天除少量的课程外，总是被开会、政治学习、搞运动占去了时间，在紧张的时候，常常是停课搞运动。到1964年，全体师生索性到乡下去搞“四清”运动了，我被派到长安县的马河滩大队。从1964年秋天下去，一直到1965年初夏才回来，整整在陕西耽误了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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