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的种子:罗兰·巴尔特访谈录(1962-1980)》收录了1962年至1980年间,《费加罗报》《电影手册》《快报》等法国媒体对罗兰·巴尔特的访谈。在这些访谈对话中,巴尔特向读者阐释了自己关于电影、时尚、摄影、阅读、写作与批评的诸多看法,对自己的一些经典作品如《写作的零度》《恋人絮语》《符号帝国》等也进行了解读。这些对话为我们了解这一智慧、并富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呈现了一个颇具洞察力的视野。
事物能意味着什么吗?
1962 年10 月13 日
罗兰·巴尔特对法国小说当前状况的感受。
我是随笔作家,因为我是脑力劳动者。我也很想写作中篇小说,但是,我在为自我表白而寻找一种写法上遇到了困难。在法国,随笔作家都不得不从事另外的工作,强制性就在于此。在我的一生中给我
激情的东西,便是人们使自己的世界变得可理解的方式。如果您同意我的说法,那便是对于可理解性的探索,便是有关意指〇1 的问题。人们在赋予他们的写作方式某种意义。借助于一些单词,写作会创立出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并非这些单词开始时就有的意义。正是这一点需要理解,而我尽力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
只要想谈论NR,它就必须是需要加以明确的一种现象。必须意识到,是社会最终把作家包容了进来。作家已不再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他已不再隶属于出钱让他写书的人,他已不再为一个确定的阶级
服务。在我们的社会中,作家几乎是幸运的。这是人们观察到的情况,不可据此得出什么结论,但如果想得到理解的话,却必须去参考它。一方面,是幸运的作家;另一方面,是充满构思和矛盾的复
杂社会。人们对于新小说都说了些什么呢?说它远远地躲避真实,说它在寻求一种技术性的同时,放弃了其责任。
当有人这样说的时候,他是在求助于文学中的那些伟大典范,例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等。必须指出,那些小说家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确定的、已有固定结构的社会,于是他们的小说都是现实主义的,那些
小说所意味的都是一种真实——而有时并没有经常得到强调的是——都是对于过去时的一种怀恋。
今天,政治事件、社会混乱、阿尔及利亚战争,在新小说中出现不多。有人这样说:新小说的作品都不是介入性的。确实是这样,但是,作为个人和公民的作家们却是介入性的,并且他们勇敢地承受
着这种义务。
有人这么说过:作家必须使其作品成为介入性的。但是,这属于理论范畴,因为作品无时无刻不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会失败……但,这仅仅是因为写作是提出问题而不是回答问题或解决问
题的艺术。
唯独写作可以提出一个问题,这是因为写作带有一种力量,它可以使这个问题成为悬念。当提出的问题是真实问题的时候,它们就出现混乱。新小说完全意识到了它的角色。
卡夫卡很清楚,文学就是提出问题的方式。您认为还有什么使得巴尔扎克在今天仍然是吸引人的呢?是他描绘生活的能力吗?肯定是别的东西。也许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他就提出了有关资产阶级社会
的那些问题。
今天,我们的社会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几乎无法分析这个社会。各种阶级问题,若使用50 年前的词语,根本无法去想象。我们同时生活在一个阶级社会和一个大众社会之中。那些重
大的问题,即那些直接的问题,纷杂混乱。政治文化本身似乎也出现了停滞。这些不同的因素影响着写作,并表现在其中。
面对今天的生活,您可想象一下与布莱希特相似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似乎已经由于生活的多样性而瘫痪了。世界变得冲动过多。这也是一些因素,我们不能否认。
于是,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新小说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和非常简单的重大问题。它在发问:“事物能意味着什么吗?”
在此之前,文学从未怀疑过事物带来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这里想说的是围绕着我们的全部东西,既包括一种事件,也包括一种物件。因此,文学的作用就是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借助于叙事、故事、人物或物件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大叫了起来:为什么还包括物件呢?对此,必须做出一些解释。对于物件,人总是让其负有意义,但是相反,它却从未充当过文学素材。各种物件并不在小说中得到考虑。例如在《危险的关系》一
书中,作为可以说是问题的唯一的物件,是一把竖琴,并且它还服务于传递讯息。因此,新小说曾尝试将物件看成是脱离其通常意指的东西。罗伯- 格里耶〇3 曾赋予了物件一种全新的看法。他在展示物件时,毫无回忆,毫无诗意。这是一种不透明的描述,而不是现实主义的描述。物件是在无意义光环笼罩之下出现的,正是因此出现了忧郁,而这种忧郁则是一种深刻的、超验的感觉。
这是一项相当庞大的事业,一方面,它是技术性的,另一方面,又是哲学性的。其最后出路在哪里呢?我毫无所知。当一部作品获得成功的时候,它便含含糊糊地提出问题,而借助于这种方式,它又变
成诗性的。
在这样的作品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也有着共同的不足:在作品的可能性与赋予作品的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协调。一首诗,因其短小而使人感兴趣,但一首过长的诗则失去其力量:新小
说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
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这些小说家都带给了人们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过,读者也可以提出问题。他可以提问:为什么色情从文学中不见了呢?他还可以自问:是否存在着自我郁闷的一种可以真也可以假的
方式呢?最后,他还可以想到:为什么作家们都只想去搞电影呢?
《费加罗文学》(Figaro littéraire),1962 年10 月13 日,
皮埃尔• 菲松(Pierre Fisson)整理
从说话到书写
事物能意味着什么吗?
关于电影
我不相信影响
符号学与电影
以“新批评”的名义
谈《时尚系统》和叙事文的结构分析
关于《时尚系统》
围绕着一首科学长诗进行的谈话
关于《S/Z》和《符号帝国》》
《快报》与罗兰·巴尔特携行致远
罗兰·巴尔特在批评
东拉西扯
谈话
文化的必然,反- 文化的极限
快乐/ 写作/ 阅读
形容词是对于欲望的“说出”
与书写工具几乎是疯狂的关系
歌剧院的幽灵
罗兰·巴尔特反对定见
一个拒绝自我分离的社会会变成什么?
万花筒游戏
罗兰·巴尔特的20 个关键词
文学与教学
超现实主义未与身体相遇
真实之危机
色情形象的伟大修辞家
知识分子有何用?
谈《恋人絮语》
我们时代最伟大的神话破释者与我们谈爱情
谈暴力
为了让人感到疑虑而说的话
一种过于突然的背景
罗兰·巴尔特自我表白
要敢于懒散
纸上的夏多布里昂
从爱好到沉迷
谈摄影
欲望之危机
罗兰•巴尔特,法国著名结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与文化评论家。其一生经历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媒体文化评论期(1947—1962)、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教学期(1962—1976), 以及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期(1976—1980)。 他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文学思想界前后辉映, 被公认为蒙田以来法国最杰出的散文大家之一。
关于译者
怀宇,本名张智庭,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教授、法国符号学研究者和译者。1993-1998年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馆担任商务一等秘书。已翻译出版法国文学和符号学著述30余种。法国政府“教育骑士”勋章获得者(2002),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符号学专业刊物《符号与传媒》顾问和《语言与符号》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