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那些事儿（朗朗书房·历史新阅读）"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了，“弱宋”二字似乎中国人对这个统治中国大部或半部300多年之久的朝代的最好概括。的确，按中国传统对王朝的评价标准来看宋朝也确实挺寒碜的。但是，如果我们改变一下自己的视角，试试按另一种标准来看待历史，不是只看王侯将相的“千秋功绩”，而是看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的创发、科技的发达程度，以及文学的兴盛，也许情况就会大不相同。有宋一朝，经济空前发达，工商农税收入之高就连乾隆盛世也难望其颈背。在“不以言论杀人”的传统下，文化也得到了长足进展。朱子儒学大彰其道，理学发展达到中国古代哲学进程的高峰，文学也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期，大家辈出。科技发展更是遥遥领先，《梦溪笔谈》等代表近代科学先声的匠学与哲学合流的著作首次出现。宋人先后发明了纸币和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也日趋完善并开始大规模使用。宋朝的经济、文化和科技当之无愧世界第一。本书正是以这样一种卓然不流于俗路的眼光审视着整个大宋王朝的历程，将这个绵延300余年的王朝中盛开的朵朵奇葩一一采摘奉献于读者面前，足以颠覆读者在英雄铁血史观支配下所形成的对宋朝的有失偏颇的弱宋观念，看到宋朝晶莹璀璨的另一面。字里行间，作者流露出但未曾明言的一种历史观是，真正考量一个朝代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从生产力的角度，从民生的角度。这或许是我们当代人采取的态度，开疆拓土大一统那种表面光荣的事不要也罢。
南宋人曾经这样概括说：“本朝自古所无者三。艺祖皇帝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一也：祖宗以来，传世仁厚，虽甚威怒，未尝妄杀，故论者谓不嗜杀人，惟本朝有之，二也：徽庙光尧两行内禅，皆出自睿断，三也。”（《 建炎 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不只是“黄袍加身”的那一日，还在于政权建立、权力转移之危险关头，未见喋血宫门、兵连祸结。而“不嗜杀 人”、“不杀大臣”、“不杀谏官”，威怒有度，孕育了较理性开明的政治。“杯酒释兵权”之所以为历代所传诵甚至渲染，寄寓着政治家和百姓对文明政治的愿望，尽管政治总是在血雨腥风中飘摇。
宋初开国之君建立起一套不同于汉唐的体制，改变了汉唐社会以开拓向外、宣武播文为特征的体制，而代之为以强内虚外、沉潜向内为特点的文治靖国策略。这是唐末五代战乱之后的必然选择。专制集权政治，较为自由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开明的文化形态，这三者共同构成了宋朝文治靖国体制。强内虚外、沉潜向内是痛苦的、得有耐心的，只有太祖懂得其中的道理，太宗、真宗、仁宗都曾憋不住气想对外发泄一番，结果都不得不缩回了头。神宗则聪明过头，不单用打仗来表达，他还要从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就不是得罪几个人那么简单了，而是与历史大势相抵牾。神宗遂成悲剧人物。
屈原之苦闷是切入灵魂的，他的心被牢骚腐蚀透了，他的诗正是腐蚀出来的液体。所以屈原的表现是很内在很内在，很深很深的，无法解脱的。屈原注定不可能活得太久，他也不可能写很多诗。陆游之诗是伟丈夫，屈原之骚是病美人。杜甫说大白话，但其心机藏得很深。这一点与屈原相似。陶渊明把自身融化于大自然，包括他的思想也如气体混融于大气之中。所以陶诗绝非“超脱”可以概括。它明明是鲜活的生命。尽管陆游与杜甫、屈原、陶渊明都像，其根本差别还是看得出来的。只不过很难说清楚。陆游最大的特点，是明明白白地讲道理抑或哲理抑或禅机给我们听。这是陆游“尽拾灵均怨句新”之“新”，大概也可说是整个宋诗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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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膺，1961年生。199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美学专业。现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兼职教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对中西哲学和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有较多积累，涉猎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较多学术领域。并对造型艺术有独特的领悟与解析，也擅实际试验。已由中华书局等出版《美丽洲：良渚文化与良渚学引论》、《美丽旧世界：良渚文化与杭州的缘起》、《中国5000年文明第一证：良渚文化与良渚古国》、《东方文明的曙光：良渚遗址与良渚文化》、《斜阳嘉树：宋史随笔》、《华贵天城：宋版杭州》、《现代城市美学》、《西溪湿地》、《洪氏家族与西溪湿地》、《现代信息理念与写作》等专著，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等出版《周膺集》、《第一种美》等美术专集，并举办过美术个展。此外，曾发表论文30余篇、散文随笔1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