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文化研究中国化的实验性著作。本书结合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乡土文化结构、乡村经验及其微观权力形态进行了全面分析，通过对时间、空间、器物、实践的符号分析，细腻地叙述了宏观权力结构在乡村经验各个层面的相互转化过程。通过对乡土社会的“事实呈现”，该书进一步将分析引向农民心理学、乡土哲学和精神现象学领域，可视为一部乡土文化“小百科”。该书将理论逻辑融会于文学叙述之中，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第一章 绪论



　　1
　　天色已黄昏。大地的轮廓消失了。黄昏是“明”与“暗”、“生”与“死”、“动”与“静”的交界处。越过这个界限，一切可见的“动”都变成了“静”。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以一种仿佛“死寂”的形式在悄然生长。土地沉睡了，但它的分子和元素还在悄悄地行动，尘土的微粒和草叶的根茎都在喃喃自语。农民也沉睡了，但他们的梦还没有睡，梦在召唤稻谷和子嗣的种子。黄昏之后的土地和生物，在一种可见的“静”和不可见的“动”中运动。这是一种看不见但能够感受到的生生不息的动和静。这是一种来自土地的经验，是感官和土地元素融为一体的经验。按照这种经验，黎明和白天，就是在用“动”的形式表现静；黄昏和暗夜，就是在用“静”的形式表现动。这就是“动静合一”、“天人合一”、“生死一如”的价值观念的自然基础。静是动的极端形式，就像动是静的极端形式一样。自然和天道的运行，明暗交替和四季循环的过程，并不是给明和暗、动和静划界，恰恰是在模糊它们的界限。农民对这种边界模糊的明暗和动静的体验，与自然运行的天道是合而为一的。这种体验或经验的中断，也就是体验者与土地的关联或与自然的关联的中断。
　　真正将“明”与“暗”、“动”与“静”截然分开和对立的，不是自然，而是人工；不是土地和农民，而是城镇和市民；不是感性，而是智性。城镇彻夜不灭的灯光，在昏暗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道虚无的边界。在那个由灯光和钟表的嘀嗒声划定的边界之内，我们看到一个颠倒了的世界在静穆的世界之中狂欢不已。这个喧闹不已的世界原本是不存在的，它是土地和农民文化中的另一极，也是被“生产价值”所抑制的一极，它只存在于农民想象的“魑魅魍魉世界”之中。现在，它“真实”地出现在土地上和农民的面前，充满了诱惑，犹如向他们频频招手的“欲望”，仿佛要将他们从土地中连根拔起。毫无疑问，这个人为世界的边界正在不断扩大，以至于土地和农民的边界越来越小，“生产”的边界越来越小，“劳动价值”变得越来越成问题。城市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消除了黄昏的景观，改写了黄昏的经验，它没有黄昏。在一个被城市经验和城市价值支配的世界和时代，真正的“黄昏经验”，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这就是我所说的“土地的黄昏”。无论人们为此找到什么样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社会的理由），如果不说它是悲剧性的，那么至少也是无奈的。
　　
　　2
　　猎人、渔民、牧民、农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这种居民身份，与其说是社会分工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分工的结果。猎人，就是及时将动物杀死的人。牧人，就是对动物执行“死缓”的人。最初的“农民”甚至就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也就是最初的猎人）。学会种地是文明开化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中国农民开化得比较早，他们也最能与动物和睦相处。进入开化初期的农业社会，分工也十分细致。先秦典籍《周礼》中记载的职业分类极其复杂，杀猪宰羊剖鱼都有专人负责，负责酿酒的官叫“酒人”，负责制饮料的官叫“浆人”，负责制冷饮的官叫“凌人”。还有制造车辆的“轮人”、“舆人”，冶金铸造的“冶氏”、“筑氏”，制造兵器的“弓人”、“矢人”，等等。《考工记》中的原始手工业的“百工”（大约30种职业），作为国家管理系统的六大职业（六大职业是：坐而论道的“王公”；作而行之的“士大夫”；整治五材、制造器具的“百工”；使四方货物流通的“商旅”；通过身体的劳动使土地生财的“农夫”；治理丝麻、纺纱织布的“妇功”（后面两种就是所谓的“男耕女织”）。见《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中的一种，也排在农夫前面。农夫不过是“饬力以长地财”的人（我称农民为“用身体与自然进行能量交换的人”）。在国家职业分工系统中，农民们并不直接跟动物打交道，动物不过是他们的难兄难弟。那些驯养动物、管理动物、宰杀动物的，都是最早为祭祀服务的宗教人士或朝廷官员。农民主要是跟植物打交道，为的是收获充饥的稻、黍、麦、豆、瓜果、蔬菜，他们也渐渐跟植物精神合而为一，植物渐渐成了农民的集体潜意识。施宾格勒说：“人自己变成了植物--即变成了农民。……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因缘。”（［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19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农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观念，实际上就是没有“现代性”观念支配下的线性物理时间观念。他们的历史就像是稻谷和草木的历史，从生到死，从播种到收割，循环往复。他们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然意义上的身体生长史。这是一种在经验表层显得短暂（从天亮、醒到天黑、睡，从子宫到坟墓），但在经验深层却是无始无终的循环的时间观（个体的消亡，子嗣的不断繁衍，家庭与宗族的昌盛，就像植物的种子一样）。这种农耕文化，支配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几千年，形成了一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观，与生物界的“生久必死，死久必生”的意思相近，就像植物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他们的“形而上学”。从生存空间的角度看，中国农民生活在一种奇特的建筑布局之中，这种布局空间同样跟他们的价值观相关：将生长与死亡交织在一起，从居室的后窗，就能看到宗族的墓地，前院是人与牲畜、家禽生活的地盘；左右两边就是蔬菜、果树和庄稼，他们就像丛生的植物中的一员。他们追求一种元素层面上的“天人合一”。这既是一种“时间的结构化”，也是一种“空间的时间化”。对此，我将在本书的第一、二两章详细讨论。
　　农民十分依恋土地，土地就是家乡，他们自己就像稻谷，土地是他们生长的基础和死后的归宿。年纪大的农民住不惯城市的楼房，他们的理由很奇怪：“住在楼上不习惯，沾不到地气。”意思就是不能每天生活在泥土上。如果他们不是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当作植物，这种观念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理解的。事实上农民就是植物，就是土地，就是没有时间和历史的轮回。这正是他们在现代这个由线性观念支配的世界中无可适从、甚至遭遇悲惨的根本原因。农民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肯定和否定的“二元论”，也就是没有绝对的“价值观”。他们对事物的态度中隐含着一种由“植物模式”引申出来相对价值模式--没有绝对的死亡，复活也包含在其中；没有绝对的毁坏，生长也在其中；没有绝对的否定，肯定也在其中。爱恨交加、褒贬合一、模棱两可，都是他们典型的话语方式。全盘否定，或者全面接受的思维，不是农民的思维方式，而是市民对待农民的方式。甚至在农妇骂人的话中，也可以发现这种不符合“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她们的辱骂中没有绝对的否定和绝对的贬低，而是采用一种否定和肯定合而为一的方式。赞美也是如此，比如她们经常称自己的丈夫为“冤家”，既爱又恨，爱极恨极的两端情感包含在一个词汇之中。钱锺书称之为“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相同的例子还有：“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尚书》），其中的“乱”即“治”之义。，这种词义的原始“两歧性”，包含了农耕文明深层的精神基因。这种精神基因，已经被理性和逻辑解码。其结果是一切都变得清晰可知，并且被简单化。
　　中国的主要问题，至今依然是农民或变种农民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化经验中，隐含着大量的农民经验，或者被扭曲了的农民经验。传统的中国农民只是种地的，更极端的农民，连手工业者也不肯兼顾。“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是针对离城镇较近的农村而言的。越是偏远的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越根深蒂固，社会分工也就越不发达。他们崇尚的是劳动或者生产价值，而不是交换和消费价值。所谓“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意思就是，无论自己的生活中需要什么，都靠自己解决，种稻谷、种菜、养猪、酿酒、制糖，等等。比如要穿衣，他们会先种棉花，然后摘棉花--轧花（除棉花籽）--纺纱--织布--染布--裁剪--缝纫，自我服务一条龙，万事不求人。这中间也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他们是完整的人，他们的能力是多种多样的，潜能的实现也是全方位的。如果是他们自己不能制造的东西，那就不是生活必需品，属于他们很忌讳的奢侈品，要不要无所谓。一些技术比较复杂的、生活和生产又必不可少的物品，催化了乡村手工业的发生，这是社会分工的最初结果，像铁匠、木匠、泥水匠等。但在乡村，这些手工业者完全专职的并不多，春耕秋收的时候，他们照样要参与农业生产。我的老家，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依然是这种状况。因此，这是一个拒绝消费的社会。所以他们既不需要商人，更不会成为商人。只有在庙会上，农民才短暂地成为了“商人”，带着祭祀者与交换者的双重身份。此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依然是农民。他们的思维，并没有因十天半月一次的庙会而发生变化。他们的历史观、人生观，依然像一根玉米棒一样。这只是就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的领域而言。在价值观念领域里，他们从来就不认为一个人自己能够“自给自足”，他们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从空间到时间、从个体和家庭再到家族和宗族的整体。这种整体性，体现在他们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等社会实践的每一个细小的领域。
　　中国的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改变了中国农民一统天下的局面。传统的农民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和瓦解，产生了两种基本类型的变种农民，一种是城外的农民，他们为了摆脱农业生产难以维生的尴尬局面，不得不将过去自给自足的农副业变成商业，给农贸贩子提供大量的农副产品。另一种是进城的农民（也就是农副产品的倒卖者），他们有着农民的外表和商人的心灵。他们唯一的快乐就是数钱，像点钞机一样。他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工业产品。只有在工业品的成本和利润面前，他们才感到害羞、烦躁、焦虑。我们一直简单地认为，都市化过程中首先获利的是农民。因为都市化的前提就是将农业资源变成货币资本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乡村时间
第一节生态时间和结构时间
第二节时间经验中的皈依和救赎
第三节数字化和乡村时间的语义
第四节时间财富化和经验的断裂

第三章 乡村空间
第一节地理空间和血缘空间
第二节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
第三节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
第四节空间的死寂和再生产

第四章 乡村器物之一：家具
第一节乡村器物与身体能量
第二节家庭器物的分类
第三节家庭器物的功能
第四节家庭器物的现代化
附录：移动的器物

第五章 乡村器物之二：农具
第一节农具与农民的能量耗费
第二节农具的物理和心理惯性
第三节现代符号价值中的农具
第四节农具与身体管理和肉体记忆

第六章 农民和食物
第一节能量的摄入和支出
第二节劳动方式和肠胃习惯
第三节农民和主食强迫症
第四节绿色土地和黑色食品
第五节食物研究者的盲视
附录：农民与服装

第七章 乡村的玩具和游戏
第一节乡村的游戏
第二节乡村玩具的特性
第三节游戏与乡土意象
第四节游戏和玩具的世俗功能
第五节超越现实原则的游戏

第八章 宏观权力和农民的自由
第一节族长和“卡里斯玛”
第二节乡村秩序的坐标
第三节权力链条中的农民

第九章 乡村变态人格的诞生
第一节 柔情似水的文化压抑
第二节农妇人格畸变的类型
第三节家庭内部的权力之争
第四节农夫的抵抗和多重人格
第五节手工业学徒的变态心理
附录：傻女婿故事的原型意义

第十章 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的镜像
第一节陌生人及其简明分类
第二节血缘性永久介入的陌生人
第三节明显的行为介入的陌生人
第四节明显的非介入性陌生人
第五节潜在陌生人与日常经验介入
第六节潜在陌生人与神秘经验介入

第十一章 乡村的婚姻、生育和性爱
第一节乡土婚姻的异端
第二节妻与妾和性别政治
第三节子嗣文化中的婚姻和性爱

第十二章 乡村的劳动分化和职业歧视
第一节手工业和重农学派
第二节农耕生产之外的职业
第三节辅助农耕的次等职业
第四节否定农耕的地下职业

第十三章 乡村生活中的儿童经验
第一节乡村儿童的形象
第二节乡村儿童的名号
第三节儿童的劳动和学习
第四节儿童记忆中的节日
附录：逃离乡村的梦想

第十四章 农民的姿态、表情和声音
第一节日常生活中的农民
第二节农民的表情分析
第三节乡村的声音系统分析
附录：记一位民间歌手

第十五章 中国诗歌中的农耕精神
第一节古诗的节奏及其精神秘密
第二节古典诗意和农耕经验
第三节新的诗意的发生学问题
第四节现代诗歌中的农耕情结

第十六章 中国小说中的乡土经验
第一节叙事作品中的家族：崩溃或重构
第二节启蒙运动中的“乡土文学”
第三节当代乡村文化破碎的寓言

主要参考书目
关键词索引
初版后记
修订版后记

选摘

张柠，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等，著有《叙事的智慧》、《文化的病症》、《没有乌托邦的言辞》《想象的衰变》、《再造文学巴别塔》、《白垩纪文学备忘录》、《中国现代文学六家——文学观念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