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戴逸先生回忆师友、治学经历以及师友函札等内容。其中，既有对郑天挺、胡华、尚钺、黎澍、吴晗、郭影秋等老一辈史学家的怀念，也有对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学习经历的回忆。另外，戴逸先生曾任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他在相关会议上的致辞或讲话，也不啻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发展历程的见证。书中的师友函札则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戴逸先生主持清史纂修工程的心路历程。

1998年是我母校北京大学的100周年诞辰。五十二年前，我初进北大，在史学系就读两年，因故辍学，追忆前尘，如影如梦，当年的各种事件、众多人物，历历如在眼前。
1946年深秋，我从上海交通大学转到北京大学。乍来北方，对气候、水土很不习惯，生活不能适应，但北京大学浓厚的学术氛围、活泼的自由风气深深地吸引住了我。此前，我已在上海交大学过两年，交大也是我国的第一流学府，但其环境、气氛和北大迥然不同。交大的校风是严格、认真，有秩序、讲纪律，教师水平高、很负责。大多是必修课程，课堂有级长，上课要点名。同学们个个勤奋刻苦，日夜拼搏，一天到晚在习题的海洋中奋战，按时做题，按时交卷，按时考试。这一学习程式循环往复，无有终止，稍一懈怠，考试就不能及格。
初进北大，如同步入了一个洋溢着民主、自由气息的学术殿堂。课程很多是选修，大多是跨系科听课，课堂不点名，纪律宽松。同学中有的孜孜矻矻，勤奋攻读，成绩优异；有的则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读书不求甚解。两类学生考试时都能顺利通过。最吸引学生的地方是北大图书馆，馆藏宏富，缥缃满架，对学生实行开架阅览，取阅方便。我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看到琳琅满目的图书，心境豁然开朗，很多以前听说而从未见过的书籍都陈列在跟前，真是“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饱览。
尤其值得留恋和怀念的是当年给我们上课的师长们。当年北大的名教授有给低年级学生开基础课的好传统，故而使我这个刚入校门的青年学子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亲聆教诲。我是史学系的学生，当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兼任史学系主任，为我们开明清史课程。北大校长是胡适，不经管具体校务，北大又不设副校长，郑先生实际上担当副校长角色，事务丛集，一切都要躬亲处理，但他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的课内容丰富，讲述生动，极有条理。校长胡适也给史学系上过课，是历史研究法系列讲座的第一讲。虽是史学系的课，但全校学生都要求来听课，人太多了，只好安排在晚上北楼的大教室内，讲课时座无虚席，教室内外还站立着很多听课的人。还有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名家陈垣先生被请来讲“史源学”，我旁听了三次。他坐在特设的椅子内，鹤发银髯，神态安详地向学生讲论今古。
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的任教老师都是名教授。大一国文的老师沈从文，他身躯瘦弱，态度和蔼，低沉的语音迸放出精警的内容，每篇课文他都低回吟诵，以欣赏者的姿态带领学生进入课文中的意境。大一哲学的老师贺麟，他个子矮小，戴着宽边大眼镜，神采奕奕，讲课滔滔不绝，尽情勾画出一个沉思中的世界。他是北大训导长，但平易近人，亲近学生，我常常去他家中做客，他热情地和学生聊天，答复问题。他曾送给我一本他撰写的有关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著作，上有他亲笔签名，遗憾的是这一珍贵纪念物已经丢失。大一社会学的老师许德珩，讲课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这门课非常叫座，听者踊跃，因此安排在北楼大教室内上课。许德珩是进步色彩最鲜明的一位教授，有一次我到他家中邀请他参加一次学生的集会，我离开他家时，他嘱咐我注意身后有无国民党的特务盯梢，可见他当时处境之险恶和他对学生的关怀。大一时我还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课，至今我还能想象出当年他讲课的情形：闭着眼睛，举着粉笔，慢条斯理地讲说，既具哲理思考，又富语言魅力。他的课程融会东西方的学问，令人耳目一新。
我在北大两年还听了史学系的许多课程。隋唐史的老师向达，学识渊博，神态凝重。他讲课声音很小，语气平缓，学生们怕听不清，把凳子挪得很近，围成一个圈，而他讲课内容精彩，旁征博引，如数家珍，把学生带进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谛听他的课程，你一定会敬佩他知识之广、构思之密、见解之深。宋史老师邓广铭，他治学勤奋，功底深厚。宋史资料号称浩瀚，可邓先生是当时唯一读完了宋史史料的青年学者。他做研究，必用大力把全部史料网罗起来，竭泽而渔，严谨而扎实。他讲课内容充实、生动，关心学生。我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写了一封长信请教他，他竟在课堂上用半个多小时讲解我提的问题，使我铭记难忘。西洋史老师杨人楩学识精深，富有活泼自由的气度，言语清晰、富文采，有谐谑幽默感。他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邵循正是清华大学教授，被请来讲授元史。他精通英文、法文、波斯文、蒙古文等各种语言。他的课程穷本溯源，援引广博，既有宏观的剖析，又有微观的考证，而课程内容艰深，是同学们认为最难学好的一门课。还有一位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赵万里，他是王国维的学生、同乡，其读书之广、识断之精、记忆之强，令人惊叹。上课不带片纸，对各种珍本和善本的特点、刊刻年代、内容均烂熟于胸，娓娓而谈，均有来历。课堂上有问必答，略无迟滞。据说他幼年时走过几遍街道，就能把两旁商馆招牌暗记背诵出来。
以上开列了一串五十多年前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的名单，我都听过他们讲课。还有许多我未听过讲课的教授，如汤用彤、郑昕、俞平伯、游国恩、魏建功、唐兰、废名、季羡林、毛子水、张政烺……当年的北大，确是英贤荟萃，人才济济，这强大的教授阵容会使后来的学生们永远歆羡叹慕!最难得的是，他们都亲临第一线，为低年级学生开课，传道授业，耳提面命，不辞辛劳，用他们的心血浇灌着学术园地中的嫩苗。当年的学生们虽在战火扰攘的岁月中，何其幸运能得如许名师的指点，真是得天独厚，受益匪浅。
这些老师，他们的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有的逻辑严密，立论精当；有的内容充实，援引繁富；有的学识渊博，口若悬河。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着重启发式教育，从不照本宣科。他们全都没有固定的讲义，在课堂上评古说今，议论风生，答难解疑，出口成章。讲授的问题，有时寥寥数语，一带而过；有时则寻根问底，反复论证，穷究精义。他们鼓励学生们独立思考。课堂上和课堂外，师生们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见，相互问难。我在一次经济学的课堂上听老师和学生相互辩论了一个课时。
北京大学有强大的学术队伍，有优秀的学术传统，蕴蓄深厚，兼容并存，学风淳朴，思想自由。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大学在新时代中得到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培育了大批人才。我预祝并坚信进入21世纪，北京大学的悠久传统将得到进一步发扬，我的母校将成为世界上顶尖的高等学府。

纪念郑天挺老师
与胡华同志相处的岁月
悼念尚钺同志
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
——忆黎澍同志
吴晗同志和我谈清史编纂
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光明大道
——在纪念吴晗同志诞辰七十五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大会上
的讲话
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纪念陈垣教授
纪念范文澜同志
融学术、哲理、诗思于一身
——纪念翦伯赞同志
邓拓与历史科学
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
纪念罗荣渠同志
回忆金应熙同志
纪念马奇同志
怀念陆荫乔（戈平）学友
回忆北京大学孑民图书室的草创
罗髫渔同志的风雨征程
忆交大学风
初进北大
我选择了历史专业
我的处女作——《中国抗战史演义》
我走上了历史教学与研究的道路
我的学术生涯
借来斋记
我和清史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
金田起义出大湟
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几位新兵
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情
——纪念周口店中国猿人头盖骨发现五十五周年
总结经验攀登高峰
五四运动与中国青年
纪念鸦片战争弘扬爱国精神
纪念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三十周年
纪念太平天国研究中国农民
纪念郑成功
第十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纪实
继承、发扬孙中山的精神遗产
世界一体化潮流中的桃源乐土
尊老崇文抒写新篇
——在纪念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百年沧桑的历史见证
第三届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致辞
在“王朝宫廷比较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清史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感言
致季老（羡林）［2001年3月27日］
致茅海建［2002年3月］
致郭成康、陈其泰［2003年］
致祁龙威［2004年2月4日］
答传记组同志问［2004年2月16日］
写给魏玮小朋友的一封信［2004年2月23日］
致杨国强［2004年5月10日］
致陈祖武［2004年5月23日］
致张海军［2004年6月7日］
致柯愈春［2004年7月29日］
致任老（继愈）［2004年8月27日］
致潘振平［2005年1月14日］
致李文海［2005年1月18日］
致吴建雍［2005年2月16日］
致徐和雍［2005年2月27日］
致祁龙威［2004年2月4日］
致潘振平［2005年1月14日］
致卞孝萱［2005年5月20日］
致蒋寅［2005年5月27日］
致程［2005年8月1日］
致严云绶［2005年8月10日］
致朱诚如［2005年8月19日］
致郭成康、赫治清［2005年9月5日］
致吴建雍［2005年2月16日］
致郭成康［2003年］
致郭成康等典志组专家［2006年2月12日］
致马楚坚［2006年2月3日］
致章开沅［2006年2月］
致程［2005年8月1日］
致马自毅［2006年9月24日］
致朱育礼［2006年9月26日］
致汪敬虞［2006年10月31日］
致郭成康［2003年］
致孙燕京、宝音［2007年7月11日］
致赫晓琳、赵晨岭［2007年10月16日］
致缪廷杰［2007年11月29日］
致程必定［2007年12月］
致罗老（哲文）［2007年12月］
致汤志钧［2008年1月14日］
致杨遵道［2008年8月］
致马大正［2008年9月17日］
致典志组［2008年10月］
致典志组各位专家［2009年4月9日］
致郭成康等专家［2009年5月5日］
致潘振平等专家［2009年10月28日］
致周远廉［2010年6月12日］
致郭成康［2011年4月2日］
致郭成康［2011年4月4日］
致编审组［2011年11月6日］
致周琦珍［2011年12月26日］
致沈秋农［2011年10月23日］
致编委会各主体组［2011年12月31日］
致潘振平［2005年1月14日］
致郭成康、宋元强、陈铮［2012年4月9日］
致郭成康［2012年11月3日］
致郭成康［2013年5月11日］
致谢俊美［2013年6月1日］
致主任办公会议、项目中心、各业务组［2013年7月9日］
致潘振平［2005年1月14日］
致陆文灏［2014年3月6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2015年3月12日］
致编委会主任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批示感言［2016年7月24日］
致成崇德、郭成康、刘仲华［2018年1月22日］
学界记往纪念郑天挺老师纪念郑天挺老师原载《郑天挺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1。

戴逸，1926年生。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96年，被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2002年8月至今，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戴逸教授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研究，后从事清史研究，是清史学科开创者之一。他勤于笔耕，著作等身，据不完全统计，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四十余部，代表作包括《中国近代史稿》《简明清史》《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乾隆帝及其时代》《履霜集》《语冰集》《涓水集》《繁露集》《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发表文章8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