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著名批评家李敬泽最新著作，精选了他近年来的重要批评文章和访谈，其中既有对新时期文学的总体性论述，也有对大量新锐作家和新的文学现象的细致剖析，几乎囊括了21世纪以来所有重要的文学论题，观点新颖独特，文字极具可读性，可谓是一部对当下文学世界的精彩注释。
　　
　　李敬泽的批评有很强的现场感，是对文学和文化生态第一手的观察和评说，向以立论独到、艺术感觉敏锐、文字活泼生动著称，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

“打工文学”与“壁橱”
——在东莞打工文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刚才发言的几位老师，都提到了一个词，叫做“感恩”，认为打工文学作者应该对社会感恩。“感恩”当然是美好的词。有一年我去尼泊尔，人家告诉我，在这个国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四百多个节日，每个神的生日都是节，印度教的神又多，所以差不多天天忙着过节。好不容易不过节了，一心烦又要罢工，天天有某个企业或行业闹罢工。所以，尼泊尔的GDP不高，但幸福指数很高。现在，大概也是因为幸福吧，中国人也喜欢过节，什么节都过，别人的节也拿来过，美国的感恩节，和我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到了那一天，大家也狂发短信，感恩一番。但是中国人的感恩和美国人不同。我读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美国人观察日本人，对他们的感恩很是诧异。美国人的感恩是感上帝之恩，上帝也不会来要求你回报什么，烤个火鸡也不跟上帝意思一下，直接就自己吃了。日本人的感恩可就麻烦了，一个人欠着全世界的情，从生到死就是忙着报恩还人情，当然，同时也施恩于人。所以，总的来说，日本人活得比较累，一辈子忙着还债。日本人是这样，传统的中国人也是这样，“养儿方知父母恩”，这种说法日本有，中国也有。本尼迪克特很纳闷，不知这“恩”从何而来，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感恩确实是东方文化中最深邃、最牢固的情感，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恩义关系中感受生命的意义。所以，不管美国人是否诧异，我们还是应该感恩，对我们的父母、对大地、对社会深怀感恩之情。打工者当然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要警觉这种感恩中包含的某些等级制的东西、某些权力机制，这个问题，本尼迪克特旁观者清，看出来了。大家都知道，中国机场的书店都有一台电视，里边放着培训课程，声音很大、很铿锵，油头粉面的培训师对着匆匆而过的行人宣讲真理。我有一次忽然听见，电视里边那位正在大声疾呼，应该感恩，每个员工都应该向老板感恩，没有老板就没有工作，就没有什么什么。总之，老板不容易，扛着闸门，放我们去幸福。我当然也知道老板不容易，闸门掉下来很容易被关在里边。但我纳闷的是，为什么这位先生就想不到，老板也应该向员工感恩？为什么一定是小向大感恩，弱向强感恩，在下者向在上者感恩？看来这里边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教育多年也没改变过来。我想，打工者们固然应该感社会之恩，但是，不要忘记，绝不能忘记，我们更要感打工者之恩。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进步，根本动力就在于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没有他们，一切都无从谈起。所谓人口红利，说的是什么，不就是这些人吗？我们都在分享他们用价格低廉的劳作挣来的红利。而这个世界对他们并不是很好，曾经很不好，现在也不能说好。所以，与其说他们要感谁谁谁的恩，不如说，我们首先要感他们的恩，要还他们以公平公正，这个社会必须对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抱以真挚的感恩之心。
　　十多年来，我本人作为编辑编发了一些作品，包括郑小琼、王十月、塞壬、肖相风等等，多少算是和“打工文学”有些渊源。最初看到这样一些作品的时候，我并没有从学理上仔细考量，我只是凭着直觉说：哦，这个世界上，有人这样生活着，而以前我们都不知道，通过这些作家的写作，我们意识到那些人、那些事是和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现实的一部分、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作品让我重新认识和调整我与现实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些作品是好的。
　　至于“打工文学”这个词，刚才有很多争论，各有各的道理。我看半天不够，需要开一个礼拜的会来讨论，一个礼拜的会开完了恐怕还是没有结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有朋友认为，“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损伤了文学性。有道理，但是，窃以为还有另一面的道理不可不察。最近莫言去领诺贝尔奖，全民围观，闲着也是闲着，总要找个话题争论一下，比如他要不要穿燕尾服。有一次，一群人坐在那儿，大家都说，不该穿燕尾服，该穿民族服装。问我的意见，我说我没意见，不过我请在座的先生们注意：你们此时穿的都是西装。他们想都没想到他们是穿着西装维护民族服装，这就是意识的盲区。当然，关于什么是民族服装，恐怕又要吵，而且吵不出结果。总之，多大个事啊，既然是人家请客，自然要客随主便，穿西装是中国人，加个燕尾就不是中国人了？这是题外话，我想说的是，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授奖典礼，那样堂皇、那样高贵，文学的价值得到了有力的彰显。社会和公众由此感觉到，哦，原来文学是这样体面。这很好，但是我们不要以为文学所追求的就是这份高雅体面，文学，从本质上说，和高雅体面没多大关系。文学和诚恳忠直有关系，和人的眼泪、痛苦有关系，和人在梦想和困境中的奋斗以及人在生命中所经历的一切有关系，这一切不一定是高雅的，不一定是体面的，一个人在疼痛的时候体面吗？一个人锥心刺骨地哭泣时高雅吗？所谓文学性，根本的前提是众生平等，忠直地容纳尽可能广博的人类经验。我们不要变成公共汽车上的“上等人”，农民工让个座他还要擦一擦才能放下屁股。“打工文学”这个概念我也不认为有多好，但是它是十几年里无数打工者一点一点写起来的，它不是书斋里推敲出来的，也不是文坛上立起的旗，它就是民间草根长出来的，我们不要叶公好龙，平日里言必称民间，真碰到民间又看不见了。所以，“打工文学”，已经这么叫起来了，不准确、不高明也没什么要紧，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知青文学，有多准确多高明？这种叫法起码是有鲜明的身份关切，一开始就在问我是谁。
　　刚才有人谈到《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现在很火的一个电影，我建议大家去看看小说，小说比电影好。这是一部探究身份问题的作品，那个派从小生活在印度的一个法国飞地，他是印度人，但又深受法国和西方影响，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全在他一个人身上，他就像一个小小的万神殿。每一重身份就是一个看世界的视角，所以，他是在多重身份中、在交叉纠结的视角中思考世界，思考生命。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多重身份，这些身份界定着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由此形成了错综的自我意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有鉴于过去的文学把人简化为一种身份，大家都在努力发现身份的混杂，比如你是一个打工者，但又是个九头鸟湖北人，还抽烟喝酒，还是个多情种子，还爱看武侠小说，还是个“80后”，等等等等，在这种混杂中，文学力图从整体上把握人，力图还原出生活的复杂性。这当然是对的，实际上，一些“打工文学”作品的问题就在于只看到一种身份，就是一个打工者，很多时候，人没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血肉，他不属于自己而只属于一个群体。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人的诸多身份中，每个身份的重要性都是一样的，我是个烟鬼和我是个文人，哪一个更重要一些？总有某种身份更具根本性，确立着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和位置，烟可以戒掉，有些东西像“红字”一样沁到骨子里去不掉，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一辈子都要和它纠缠。打工者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身份。就像王十月刚才说的，如果你曾经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过，这个是不可能忘的，它会在暗处持久支配着你的生命。有些人听到“打工文学”这个词马上觉得不高级，这是受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思维的控制，觉得这种单一身份不够复杂，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有的身份确实具有本质性，你抓不住它你就抓不住要害，这个要害抓起来，作家才有可能打开这个时代的经验中某些深邃的、极为复杂的层面。所以，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西瓜和芝麻是不等量的，打工者这个身份就是西瓜。你抓住这个不一定写好，但丢了这个一定写不好。
　　但是不是抓住这个本质性的身份就够了呢？当然不够，这个身份不是一件武器，而是一个场所、一片原野，需要我们警觉地探索。今天我听着这些争论，忽然想起两个月前，中国作协召开了一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把世界各国的汉学家请到北京。世界上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很少，搞翻译的也很少，他们很寂寞，假设一个人在埃及研究和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他可能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所以作协每两年把他们请来说说话。在和这些朋友交谈的时候，我问，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呀，他们说在北京两天，然后去上海，然后回家。我说很好，但是如果一个人多年不来中国，来一下只去了北京和上海，我想他很容易形成错觉，很容易觉得中国就是这样的：高楼林立，令人目眩。就像最新一部“007”里面的上海，几乎是一个未来世界。平心而论，我们北京和上海的都市景观与欧美相比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欧美一些城市比起北京上海，比起广州深圳，那其实土得很。但是如果你据此形成对中国的印象和判断的话，那就一定包含着幻觉，包含着偏差。某些很重要的东西你没有看到，你没有意识到。外面的人，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丰富性缺乏体认，同样的，他们也常常忽略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所以，我提醒那些朋友们，你们除了注意莫言、余华等大作家之外，也应该留意到中国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作家。我记得我还特意提到了今天在座的广东的作家，比如王十月、郑小琼、塞壬。我不知道我的提醒是否有效，今天我想说的是另一种提醒：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乃至面对自己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被我们自身的偏见、幻觉支配，或多或少都会只看到什么，而看不到另外一些什么，都会受限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在社会中的身份和位置。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千百万人成天在网上说啊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比较真实准确了呢？千万个臭皮匠是不是就顶一个、一百个诸葛亮了？我看也未必。我有时觉得，互联网时代也是偏见和幻觉大行其道的时代，由于能够召集起众多的人，偏见或幻觉可能更为强大和自信，很多时候变成集体性的，变成集体有意识或集体无意识、集体撒娇或集体发昏。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独持己见并不比以前容易，我看可能倒是比以前难了。就文学而言，我们要不断地去看破那些遮蔽我们的东西，包括那些在去蔽之后形成的新的遮蔽。文学追求真实。什么是真实？真实并非是像石头一样等着我们去拿的东西，

序

·脉络·
1976年后的短篇小说：脉络辨
文学十年之诸问题
2009：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学
我们太知道什么是“好小说”了
内在性的难局
2012，我的阅读笔记

·视角·
思想性简论
文学向“西”谈
鲁迅文学奖答问
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文学期刊与青年作家
《人民文学》之路
论非虚构
短篇衰微之另一解
视角与花岗岩脑袋
诺贝尔奖与中国
“打工文学”与壁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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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奇迹、人的故事
庄之蝶论
关于缓慢、重复的事物
重新邓一光
声音、恐惧与历史
三段旁批：关于雷平阳
无托邦
那年易水河边人
摄影师、炼金术士及重建一个上海
世界之脚注
从“大神儿”说起
不服管理的舌头
独在此乡为异客
蚁们的爱
天堂在虎穴中
这里，望天边

·影响·
人民大地的诗人
《红楼梦》：影响之有无
谁更像雷蒙德·卡佛？

·理想·
学会和天才们活在同一个时代
从语言民主到不折腰
答索马里
读出伟大作品
文学已死，然后写下去
耐心与平心
致理想读者

李敬泽原《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现为第八届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64年生于天津，祖籍山西。少时随父母先后移居河北保定、石家庄，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后在《小说选刊》工作，任《小说选刊》杂志编辑，1990年调至《人民文学》杂志，历任《人民文学》杂志编辑、第一编辑室副主任和主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主编。
　　90年代中期开始批评写作，曾获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理论评论奖、200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著有《颜色的名字》、《纸现场》、《河边的日子》、《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冰凉的享乐》、《读无尽岁月》、《见证一千零一夜》等多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