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实现竞选期间所做出的承诺——“决不增税”所进行的斗争和努力，通过介绍总统制的基本知识、总统权力的来源、伟人总统的特征，以及美国历史上几位最伟大的总统的政绩，证明了乔治.布什是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布什总统原文版序言
　　奥斯特兰德教授集数年研究撰写此书，主要论述众所周知的“1990预算政策”。在与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经过反复艰难的磋商之后，我的政府推出一项预算协议(HR 5835PL 101508)，其中包括削减预算以及在5年多的时间内增加近5 000亿美元的税收。然而预算协议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在于所作的修改，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会所遵循的预算程序。这一系列程序上的变化旨在使预算结余生效，所使用的手段在于建立一个新的“量入为出”系统，给随意性开支扣上一顶强制性的帽子，通过细目冻结来延长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冻结过程。因此我失去了我党内许多人的支持，我不得不收回1988年竞选时“决不增税”的承诺，我知道当时是在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我认为在这个国度里，减少赤字，继续经济增长，以及就业问题比我竞选时决不增税的承诺更为重要。因此我们的预算协议符合国家的最高利益。
　　有些时候我对我的经济计划是否会成功甚至产生怀疑。我甚至公开承认我的失误，因为提高税收是一件令人十分痛苦的事，还因为削减赤字过程所带来的效益显然比我或我的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预期的都要长得多。
　　许多政治专家认为那次事件为我1992年的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是一件十分痛苦的往事。然而随着经济近来持续增长并且目前达到预算平衡，许多经济学家以及对1990年我们的所为持半信半疑态度的当选官员又因目前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而对我表示赞赏。我们那时是孤注一掷，而现在则感到快慰，因为我们看到了丰厚的回报。
　　本书有助于解释和说明“1990预算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感谢奥斯特兰德教授为研究这项错综复杂的课题所付出的艰辛--阐释了我在任期间发生的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我承认在他的结论面前我感到不胜荣幸。我主要是希望本书将会使读者对协商、妥协以及我们政府体系运转的艺术有一些深刻的认识。
　　乔治·布什 

　　中文版序言——致中国人民　　乔治·布什
　　自从我担任联合国大使和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以来，我个人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早期经历使我对杰出的中国人民产生深厚而持久的情结。我和这个伟大的国家的交往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提出让我就出任大使做出一个选择，他提到了巴黎和伦敦。但是我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将是举足轻重的。这种关系不仅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而且对美国的全球政策都是重要的，因此我便问他能否派我到中国去，如果可能，何时可以成行。福特总统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从1974年10月至1975年12月我和芭芭拉便一直住在北京。
　　在中国期间，我和芭芭拉带着极大的热诚去结识中国的领导和民众。那时我们与北京的外交非常活跃，虽然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也乐此不疲。我们正在建设着与我们二十多年从未真正接触过的一个国家的关系，但我们感到我们的前景是十分可观的。我和芭芭拉决定全方位地扩大我们的接触。我们常常停下克莱斯勒轿车，而后便像中国人一样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游逛。我千方百计找出种种借口，邀请中国人参加集会活动，我也参加了其他国家举办的国庆纪念活动。我对中国人民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总是由衷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
　　我们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也有所不同。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但两国领导人有力地增进了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相互理解，我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在此期间中国已经建设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我认为邓小平、江泽民和现任主席胡锦涛的领导对于取得这样的成就是至关重要的，并且促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发展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他们的领导还表明，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多于两国的分歧，每一方都可以从另一方获取巨大的利益。
　　在整个历史上成功的世界大国领袖都从经验中认识到：他们往往不得不做出务实的、常遭非议的，然而却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定。《君子一言：决不增税》这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这样的决定并非总是可以轻松做出的，而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
　　因此我把这篇序言奉献给中国，她的领导人和她的人民，并祝愿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共同享有的利益不断增长。
　　祝万事如意！
　　乔治·布什

　　译者前言——兼论中美关系
　　我确实为作者丹尼尔·奥斯特兰德教授和乔治·布什总统分别为《君子一言：决不增税》中文版作序而感到高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所表达的友好情怀，他们对中美合作重要性的深刻见地，他们对中美前景所寄托的殷切希望，无疑都会在我国广大读者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使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寄予更加美好的期望，对人类世界的未来产生更加美好的憧憬。他们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包括通过布什总统的办公室寄来珍贵的照片，我愿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也为我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厉以宁教授为本书作序感到特别高兴，他从经济学和传记学的角度对本书所作的评价，提纲挈领，入木三分，在此深表谢忱。周宇先生通读译稿，提出不少修改意见；在翻译过程中我的美籍同事曹南希女士为我提供了有关的背景材料；使我获益匪浅，在此向他俩表示衷心的感谢。从诸多方面来讲，本书英汉对照版的问世是中美合作的一个结果，令人感到非常愉快。
　　我们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和他们在现代文明中所取得的成就也总是由衷地产生一种敬慕之情。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留学生或以其他途径赴美留学的人数一直独占鳌头。现在想去美国留学的人数也是遥遥领先的，但由于近年来签证困难，好多学生都不得不改去他国，这也许或多或少会给他们留下一些遗憾。尽管如此，美国各个大学都有中国莘莘学子的进入，其中不但涵盖自然科学，而且还涵盖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因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过去我们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就可比的方面来说）比外国落后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1页）开放的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折射出本书的作者所阐述的伟大领袖所具有的远见和勇气，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正如本书所论述的，1990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把个人能否再度当选置于度外，提出完全违背他竞选承诺的增税计划，并为他的这一计划能够得以实施而竭心尽力。他的这一财政改革给美国带来了自二战以来最为持久的经济繁荣，但布什总统却由于食言而在第二次选举中惨遭失败，其个人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的。然而他所表现出的远见和勇气以及爱国主义的伟大情怀是令人称道的，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离不开这样的领袖人物的指引。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提出对党风、工业、农业、交通等各方面都要实行整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使我国国民经济长年停滞不前的局面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邓小平置个人前途甚至生命于度外，同“四人帮”反党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充分展现出领袖人物的高瞻远瞩和英勇气概。正如他当时所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许多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各方面要整顿”，《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35页）他虽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却在全中国亿万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远见和勇气在于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不失时机地告诫全党“左”倾或“右”倾的危险性，提出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的口号。例如，他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这对于稳定中国的政局、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加强和改善我党的执政地位、改进和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深恶痛绝，邓小平本人也遭到严重的迫害，他失去了人身自由，被下放到江西的一个边远落后的小镇工厂接受劳动改造，当时对他来说能见到自己的亲生子女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稳定压倒一切，概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