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著名作家阎连科的文学随想录，囊括了他数十篇有关文学和写作的短论与随想，以及十几部重要作品的序和后记，为读者展示《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等作品诞生的前前后后。
　　很少有作家的写作，像阎连科这样和生命贴得如此之近，与痛苦缠得这么紧密，他的作品总是有着一种“灵魂淌血的声响”，走向心灵之死，又使心灵复活。

走向心灵之死的写作
　　
　　回忆《日光流年》的写作过程，至今仍使我有着后脊发冷的感觉，那种备受煎熬的不光是自己的躯体，更是心灵的一次死亡过程。或者说，那是一次走向心灵之死的漫长写作。
　　13年前，1994年的4月，我从河南携着妻小调往北京二炮部队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名分”是编剧，实际上我仍在天天思考着小说。虽然那时腰椎病使我几近瘫痪在床，每走几步快路，腰的疼痛和左腿的麻木便让我感到活着没有意义，而死去又是一种恐惧。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我把家安在了二炮文化部专门为我腾出的两间会议室里，把床摆在西边，把锅放在东边，把孩子的课本搁在床头，把新买的拖把挂在公用厕所的门后。收拾一毕，迎接我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小说《夏日落》因为在香港有了称赞，被那边的一些报纸杂志誉为是大陆“第三次军事文学浪潮”到来的代表之作：“其第三次浪潮的宗旨，就是描写军人灵魂的坠落。”他们哪里明白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意识，正忙着进行“反和平演变”，社会思想中，还有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这样一股强烈的暗流。既然香港那边如此颂赞我的小说，那必然是小说中有着被“敌人”欢迎的地方；加之有人连续写信给总政有关部门，状告我的军事文学创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我就被组织约去进行严肃的“谈话”。谈话之后，我就开始忍着腰病，趴在床上一份一份地写着总也不能通过的检查。腰上离不开用钢板制作的宽大腰带，又因为经常趴在床上写作，出现了不停的眩晕症状，而寄往《钟山》、《花城》等刊物都已排版的小说全被紧急撤回，精心写出的检讨又总是被退回修改……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在两个多月如行走在黑暗胡同中样等待上级给我的处理决定中，在我和妻子说好若被处理转业就从此不再写作、一心回家种地的时候，我又迎来了二炮部队成立三十周年的盛大纪念活动。为了立功，为了表现，为了“将功赎罪”，我拖着病体，希望能为部队三十周年写些什么。各级领导为了让我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为了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使人家在帮我解困时有些说辞，也就把纪念三十周年的电视剧的编剧任务恩于了我。于是，为了完成这部电视剧创作，我就在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中国残联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下属工厂，请他们根据我的病情，为我设计、制作了一个能在活动躺椅上半躺、半坐、仰头向天进行写作的一个铁器写作架。那个写作架，既能在地上滑动，又能在地上固定；架上的写作板，能根据我仰躺的姿势，调整出和我手臂、眼睛相适应的各种写作角度。这样，我就在等待处理决定的过程中，开始了那部歌颂部队官兵“爱国爱军，敢于牺牲”的电视剧创作。剧本不长，只有十集，取名为《青山巍巍》。可每次我扶着墙壁或让妻子搀着，从床边走向那只有几步路的写作架时，我都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妻子问我：“是腰疼得厉害吗？”
　　我向她摇头。
　　妻子又问：“那为啥？”
　　我就咬着嘴唇，让她离开，说我要写作了，最好家里没人。妻子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买完了在楼下转悠，不到烧饭的时候，不回家打扰我的写作。可是，妻子走了，我也不一定真写，就那么躺在椅子上发呆，一呆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天。样子好像是在思考我的命运、我的生存，还有我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其实，那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空白中又堆着些许人生的杂物。
　　就这样，一个多月之后，我交掉了十集电视剧剧本，完成了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旋律写作。
　　就这样，在剧本通过之后的下半年，我躺在残疾人工厂为我特制的写作架上，开始了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的创作。因为躺椅太硬，我总是在椅面上垫下一床被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我的后背出了很多痱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关于《夏日落》挨批、被禁的许多事情，慢慢有了不了了之的结果。后来，听说莫言因为《丰乳肥臀》的创作离开了部队。后来，见到了一个中国作协的批评家，他说你被不了了之的原因，是港台都又报道了你阎连科被批的这起事件，祸起于此，祸息于此。而我们单位的领导，则给我说是，你写《夏日落》是偶然的一桩事情，总体上你是好党员、好干部，又带病为部队成立三十周年进行写作，就在党员会上作一次公开检讨，事情也就了了。
　　也就作了公开的检讨。
　　也就继续着《日光流年》的创作。
　　下年，《日光流年》写到三分之一时，电视剧拍摄完毕，还拿了总政的“星光杯”奖和优秀编剧奖。领奖时我没参加，领导领奖回来开会，兴奋地在会上表扬了我。我为表扬感动，也为拿奖高兴。可从办公室回家又躺下写作时，忍不住冷泪直流，默默哭泣。这次流泪，脑子里不是空白。脑子里写满了生命、生存和生活，还有《日光流年》中人物为活着的意义和无意义。流泪，是为自己在写作中的心灵之死，为心灵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这样，我一边四处求医看病，一边躺在椅子上写作。残联为我制作的写字架是深红颜色，厚漆，写作中漆没被磨掉，可不知为什么我会在那块活动写字板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墨水，写满了发呆时胡乱写上去的没有意义的字和句子。
　　到了两年之后，第三年时，小说写到了四分之三，我遇到了西安的一位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教授，他对马列主义哲学心存疑惑，可对中医坚信不已。他是治腰椎病业余、神秘的奇人高手，经了他的精心，最终使我从腰上卸掉了那六年时间下床时必须捆在腰上的铁板腰带。疾病虽未根除，但却使我终于可以行走，可以每天拿出一点时间坐下写作。在我可以重新坐下写作时，我没有继续《日光流年》的创作，而是用一周的时间写了中篇小说《年月日》。由于对坐下写作的渴望，由于坐下写作又给我带回了写作的生命之愉，《年月日》的创作不是在写，而是在泻，一稿而就，就而寄出。
　　1997年11月，我完成了《日光流年》的初稿，完成了走向心灵之死、又使心灵复活的一次写作。那年单位年终总结，因为我连续几年表现不错，或多或少进行了主旋律的创作，大家一致同意要给我记功，可被我委婉而拒了。我说：
　　 “我把我的长篇写完了，我已经给我记过了功。”
　　2007年1月21日于北京
　　
　　　写作的崩溃
　　　——《丁庄梦》后记
　　
　　200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十时，我写完了长篇小说《丁庄梦》的最后一页。搁下笔时，我独自坐在书桌前边，忽然间的烦躁不安让我无所适从，急需和人说话、聊天的感觉前所未有地袭了上来，如同抽白粉的人突然袭发的烟瘾。那时候，我妻子回了河南老家，儿子在上海读书，又是上课时间，而我最知心的几个朋友，不知为何往日总是畅通的电话，那一天，那一刻，却偏偏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我连续打了几个电话，最后莫名地把耳机扔在桌上，颓然地坐了下来，有两行泪水无可遏制地长泄而下，人就如被抽去了筋骨般瘫软无力，那种被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如同被抛在了一片渺无人烟的大海、一座不见鸟飞草动的孤岛。
　　那时候，楼下的汽车依然在现实中川流不息，而摆了几样家具的家里显出的空荡，却宛若荒漠的原野。我独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木呆呆地盯着对面雪白的墙壁，仿佛望着小说中那“飘动的一群雪白的孝布”和“堆满了白雪样的家家都贴着白色门联的胡同”；还仿佛我在望着已经“渺无人烟了的平原，苍茫着的平原”。内心的那种无所依附的苦痛和绝望，我在1997年年底写完《日光流年》时曾经有过，2003年4月写完《受活》时也曾有过。但那两次都没有这次写完《丁庄梦》来得强烈和让我难以承受，让我难以言说。
　　我知道，这种强烈的苦痛和绝望，不单单是写作《丁庄梦》的一次结果，而是一种长久写作的崩溃，是对完成的《丁庄梦》死亡式的祭奠，是从1994年我开始动笔写作《日光流年》，到2002年写作《受活》，再到2005年写作《丁庄梦》的长达12年苦痛的积累和爆发。日光从窗外一如既往地透落进来，客厅的半空里尘埃飞动的声影清晰可见，宛若小说中无数的亡灵在我发下耳语。我就那么木呆呆地坐在那里，一任泪水横七竖八地流淌，脑子里一片空白，又摊堆着一片无序的麻乱。说不清为什么而苦痛，为谁而流泪，为何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奈。是为自己的生活？还是为自己身处的这个世界？再或是为河南——我的家乡、乃至更多的省份和地区那些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艾滋病患者们的生命？还也许，是为自己的写作所面临的完成《丁庄梦》之后因耗尽心力而可能到来的穷途末路？就这样，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到底流了多少眼泪，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不再流泪而变得如木头人样呆在那儿不言不动，只知道那天中午我没有吃饭。大概一点钟，我从家里出来，沿着离我家不远的北京十三号线的轻轨铁路边的人行道，走到一片空无人烟的荒野。我再次独自呆呆地坐在一块林地的边上，直到落日以后，回到家里，才又重新感到现实意识渐渐地回复和活着就必须有的俗事对生命支撑的必要。
　　接下来，我吃了一包方便面，没有洗脸，没有刷牙，也没有脱衣服便倒在了床上。竟然一觉睡到第二天天亮，如一个经过长途跋涉的旅人，暮黑时一下倒在旅店的床上那样。在之后的三个月里，我又对小说进行了几番修改，每次修改，也都是对生命与绝望的又一次体味，对写作的无望的又一次感受。现在，终于可以把《丁庄梦》交到出版者的手里，而我感到交出去的不仅是一部小说，还是一卷痛苦的绝望。而留下来的，是依然如故的我和我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和现实世界。我不知道《丁庄梦》写得好与不好，但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在写作这部二十几万字的小说时，消耗的不仅是我的体力，而且是我的生命，我的寿限。在把二十几万字改成不足二十万字时，我所表达的不仅是我对生命的爱，还表达着我对小说艺术笨拙的热爱与理解。
　　现在，读者和专家尽可以对它说三

回头一望的伤感
再现与再造
难见新曙光
恐慌书店
写作忆旧
仰仗土地的文化
阅读与经历
第二形式与第三主题
少识潘金莲
一个书名的尴尬
写作是一种日子
努力做个好作者
超越与独一
转型时期写作的三种困惑
阅读是都市的心跳
写作最难是糊涂
《最后一名女知青》序
求得不到的真
走向心灵之死的写
真挚的光芒
《日光流年》原版自序
敬畏呼吸
寻求超越主义的现实
念求平静
写作的崩溃
《丁庄梦》写作散记
灵魂淌血的声响
小书大说
《风雅颂》后记三章
写作的叛徒
敬畏散文
心与土地
散文的贪求
从实招来
笨拙与诚实
谁人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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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伞，或者一棵树
从心底和土地中升起的虔诚
记忆的路标
山水一颗心
思念刺痛
土地养育的心灵
中国的尤瑟纳尔之笔

阎连科，中国当代创作力最旺盛、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之一，被誉为苦难大师，神实主义写作者。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文学现实的一次冲击，多次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在内的重要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译为日、韩、法、英、德、意大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十余种语言，在近二十个国家出版发行。主要作品有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 》、《受活》、《风雅颂》等。并著有散文集《我与父辈》、《一个人的三条河》，随笔集《丈量书与笔的距离》、《他的话一路散落》、《写作最难是糊涂》等。